掌控互联网舆论主导权-中国新闻业的现实课题的

  掌控互联网舆论主导权-中国新闻业的现实课题的论文

   中国新闻传播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互联网上,这是不争的事实。以往由报纸、电视、广播、杂志与图书出版所掌控的议程设置、话语权、影响力,如今已经渐渐被互联网所包揽。

   在规模与实力上超过传统媒体,成为所有媒体中的老大,并不是互联网的最终目标。近一个时期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明确地昭示着,互联网已经强大到了主导舆论的地步。

   在这种冲击之下,缺少足够危机意识与竞争手段的官方主流报纸、广播、电视,不仅无法在舆论传播影响力方面与之抗衡,相当一些甚至无所作为,坐以待毙。如果进行新闻宣传的量化考核,很多新闻单位其实已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没有独家新闻,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观点。这与西方国家的新闻传播仍然由报纸、广播、电视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掌控互联网舆论主导权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宣传事业当务之急的现实课题。不过,与传统媒体的规律有很大的差异,互联网的性质决定了要掌控其舆论主导权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9月份,体坛名将邓亚萍出任人民搜索的总裁,这并不是一条简单的it人事新闻,借此亮相的与其说是邓亚萍,不如说是人民搜索。而前一时期谷歌撤出中国大陆闹得世界舆论沸沸扬扬,显然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联系。邓亚萍出任人民搜索总裁,表明官方不惜人力物力加大网络建设。人民日报社作为中国第一大官办媒体,旗下所属人民网据悉也将上市。wwW.11665.CoM这两大举措,都是志在掌控互联网的舆论主导权。

   解决矛盾冲突:一上网就灵?

  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与开发商谈话,要求在建项目停工,理由是破坏了区委办公楼的风水。这一谈话被暗中录了音,后来网上传出了这位书记对政府衙门风水的“高论”而受到舆论关注。这位官员不知道危机公关必须充分研究新闻传播规律,所以在召开辟谣的新闻发布会时放言:“开发商正在修建的大楼挡住区委大楼风水这样的话纯粹是炒作。”他说,“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没有说出这样的言论,有本事就把录音发到网上来”。

   (新华网2010年10月14日)

  结果,录音真的上了网。谈风水虽然不大符合其党委书记身份,但还不是致命伤。网友们在录音中找到了他还谈到了打黑的话,而这番话就铸成了大错,重庆公安局迅即发布声明指责其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是没有法律意识的。

   毫无疑问,这位区委书记成为又一位栽在了互联网上的官员,而且是一位权力相当不小的地方高官。

   开发商在这一局取得完胜,这全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可以肯定地说,此事会启发更多的人利用互联网手段,对那些无法通过其他任何手段进行监督与惩治的官员,进行有效的打击。

   网络审判:只有被告没有法官

  互联网的曝光以及引发的评论与跟帖,传播速度与范围都是空前的。在这种强大舆论压力下,公检法以及党政部门的反应也就不得不提速。事实上,中国现实社会已经形成了互联网审判,但是在这个无形的法庭上,只有被告,没有法官。

   这有些像是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公众或者叫群众,现在是网民,成为主宰意志。

   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只要有人敢喊出真话,戳穿皇帝光着屁股这个丑陋的真相,表面上的威仪与气派就会像皮球漏了气,只能落荒而逃。而现在互联网就提供了让无限多的人喊出真话的平台,而被锁定的被告,几乎无一能逃脱失败的下场。不可一世的郭德纲,不怕得罪他称之为“龌龊的单位”北京电视台,因为他当年甚至连中央电视台都骂过也没怎么样。然而,当互联网的火力瞄准了他之后,他就真正倒了台。

   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司法腐败以及司法黑暗相当严重。司法有时甚至形同虚设,连公安局都可以与黑社会穿一条裤子,重庆打黑运动的主犯竟然是公安副局长、司法局长,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现行体制下,很多真正的罪犯不会成为被告。现阶段社会病的最大问题不是缺少法律条文或机制、部门、人员,而是存在有法不依、权大于法、法律形同虚设的现象。严重的社会病导致难于抓出真正的被告,但是只要被告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不得不受到惩罚。要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公检法司以及纪委、监察部等司法、执法机构与制度是相当完备健全的,只要犯罪嫌疑人及罪行暴露,绳之以法是非常简单容易的事。

   人肉搜索是互联网的发明,借助于它,人们可以把某些触犯众怒的人的真面目公之于众。一位郑州的专拍特权车的摄像师吕建福,就让很多仗势欺人、不可一世、横行霸道的特权车的司机或车主,成为网上的被告,从而受到相应的惩治。

   网络使冲突事件即时化、公开化

  在事件发生的同时进行信息的随时披露,使之公开化、即时化,这是互联网的一大优势。

   方舟子被肖传国买凶袭击案,轰动了国内外。这件有点离奇的刑事案,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原告与被告都是在微博上的名人,此次事件的发生与进展,到肖被捕为止,都伴随着二人通过微博发布信息。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的微博,方舟子才及时地把受到袭击报复的事情传播开来,使之成为社会热点,以至于当天官方主流传媒包括中央电视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都予以播报。如果不是互联网的神通,广播电视按照原有的工作节奏很难达到这样的高效率。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是全国头一个在网上开微博的厅局级领导,每天都随时利用微博与网友公开交流,这不仅需要勇气与坦诚磊落,还需要精力、文字能力与反应判断能力。因为微博虽然发布便捷,但是一旦发出去,覆水难收,立即就扩散到全世界。没有足够的智慧与经验,很难就新闻宣传这样敏感、复杂、瞬息万变的话题进行随意的评论与分析。

   《大迁移》是一部反映移民题材的纪实作品,在一家地方杂志的增刊上发表,作家捅了地方上的大禁忌,于是地方警察便进京抓走了作家,理由是涉嫌非法经营书刊获利。显然,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因为当地肯定少不了盗版书乃至淫秽色情出版物与音像制品的销售,这些铁定的非法经营,未必会受到警察异地执法的“厚待”。不过,由于网络的追踪与热议,本来以为可以黑箱操作搞定此事的当权者,发现自己成了互联网的聚焦目标,而这对官员来说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此事很快以作家被释放告结。与此相似,江西省宜黄的强拆自焚案,使得天高皇帝远的宜黄一夜成名,而网友对县委书记的豪宅一曝光,给这位官员带来灭顶之灾,此人转眼就上了审判台。

   广东东莞一位高三语文教师袁磊写了一部网络小说《睡在东莞》,以东莞桑拿业即色情业为题材,在网上流传甚广。中秋节后东莞公安局抓捕了这位80后作家,理由是涉嫌传播淫秽物品。而其小说虽然介绍色情业内幕极详尽,甚至写到了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列举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光怪陆离各种色情服务项目与名目以及特点,却很策略地没有淫秽描写。这部小说是揭露批判色情业在公安司法等靠山保护下胡作非为的,真正的反面角色是某些公安与法院等执法者。

   袁磊被捕后,网上马上有了反响,甚至上了各大门户网站的要闻标题,于是,一个小地方的公安局的特别行动,被置于全国舆论的聚光灯下,律师指出公安局并未事先认定该小说淫秽,因此,是明显的先抓后审再问罪,不合法律程序。舆论压力之下,袁磊很快获释。

   最近这两宗因言获罪的文字狱案件,都是因为有了网络的阳光照射,而得到纠正与解决的。

   网络曝光:告别人治,走向法治

  一本科普杂志的编辑队伍通过互联网发了一封公开信,导致了不称职的主编被免,当地科协领导事后表态“不赞成以发公开信方式解决问题”——而造成问题的原因恰恰就是科协采取正常组织渠道才产生的,说白了,当领导本身就是问题的制造者时,就肯定不会是问题的解决者。

   不必讳言,现今报刊界不少单位还处在人治状态,领导的个人品质与作风决定着单位的风气,之所以有“流氓单位”,是因为有流氓领导。例如,有一家报社办的杂志,不发杂志编辑工资稿费,最后搞得编辑们跑到报社领导办公室示威抗议,该领导只好答应先借支每人一千元给大家过年。后来编辑们通过法院打赢了官司,每人都获得了应得的赔偿。可是没参与起诉的杂志主编,不仅报社不按道理同样给付拖欠工资,反而还要讨还当初过年的借款一千元。当然,作者稿费就更拒不支付。这种无赖作法,至今也就未能得到公正解决。

   过去曾经有过报刊机构闹出风波后,由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出面发表公开信或投书高层,达到了人事任免的目的,但这仍然是一种击鼓鸣冤告御状的形式,存在着偶然性,完全取决于个人因素,也即是否有关系可以把材料递呈给有决策权的人。互联网的出现则大不相同,完全是公开传播,没有具体的目标指向,网络上发帖的人往往甚至不知道或不认识最终能拍板采取行动的是什么人,如广西烟草的韩局长,处理他究竟是哪个官员下的指令——举报人并不知道,他只是把韩局长为非作歹的信息交给了一个舆论平台,然后由受众根据事情发展规律自行传播,直到纪委与检察院、法官上场予以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旨在控制负面舆论与投诉的“维稳”被各地当成头等大事,开支浩繁,人员队伍庞大,以至于催生了保安公司,形同黑社会,由当权者采用非法手段拦截阻止或扣押遣返上访者,同时动用行政权力不许在报刊广播电视发表来自群众的投诉举报,这样,就只剩下网络一个渠道。

   告状仍然是人治的做法,不知道谁管此事,不知道真正做主的是谁,就投诉无门;即使知道是谁,没有门路,也根本别想达到目的。而网络则接近于法治,所依靠的是机制而不是个人,甚至不依靠某一部门。

   正视网络自由:喝敬酒不喝罚酒

  互联网的本质特征是交互性、全民性、匿名性与即时性、跨时空性,是不服从任何机构或个人的约束管理的,除了极敏感的关键词所代表的有限禁区(这也只是局限在某一文字某一国家,而不是全网),几乎完全处在开放与自由状态。

   卡、堵、封、压不是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虽然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一世,往往只是掩耳盗铃。在英语日益全球化、其他外语在中国也有日益增多的使用者的今天,最敏感、过滤最严格的题目,换种文字也就失控了。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民族与宗教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以谁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在全球互联网范围封堵某一信息,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局出事后花二十万封口费在网上封帖,客观上也确实封了很多帖,不过,网络世界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防不胜防,封不胜封,最后还是败露了。

   现在卡、堵、封、压的往往并不是真正出于政治大局考虑,而只是部门、地方或官员个人的利益,是一种假公济私,最后把没有言论自由的罪责推给了政府,其实政府本身根本就不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明乎此,新闻宣传工作的重点,就要与时俱进,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情,不容许掩耳盗铃,也不容许鸵鸟政策,而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顺应潮流,真正发动群众,群策群力,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建设性的舆论阵地来看待,有效地、及时地、全面地把握民情、民意,从而称职地完成新闻宣传战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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