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思维与制度

  “互联网+”时代的思维与制度

   互联网+学术思想

   “互联网+”是一个中国式的新概念,在“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因为拥抱互联网而产生新的价值和新的营运方式。目前,有人总结出了五大产业形态,即物联网、车联网、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然而,对于中国长期发展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互联网+思维”,即大数据的思维方式,产业创新不可能持续发展。

   同样,“互联网+”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也给学术研究带来了重大影响。互联网技术给学术研究带来极大便捷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广大的想象空间和更深刻的思想创新的可能。思维是学术生产的前置条件,因此,我们在“互联网+”时代进行学术活动,同样需要具备大数据的思维方式,以适应“互联网+”时代学术生产、学术传播、学术研究方式的变化和转型。

   文/尹立

   在“互联网+”的新业态之下,仅仅有”互联网+传统产业”,中国还难以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在“互联网+”的产业业态竞争下,中国最需要的,一是“互联网+思维”;二是“互联网+制度”。

   在中国,“互联网+”被众人熟知是因为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互联网+”实际上是创新2.0下互联网发展的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移动了、泛在了、应用于某个传统行业了,更加入了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造就了无所不在的创新,推动了知识社会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点的创新2.0,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也引领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

   如果再追溯一下,在2002年11月的易观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易观国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扬先生首次提出,“互联网+”的理念。他认为“在未来,‘互联网+’公式应该是我们所在的行业目前的产品和服务,在与我们未来看到的多屏全网跨平台用户场景结合之后产生的这样一种化学公式。我们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找到若干这样的想法。而怎么找到你所在行业的‘互联网+’是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顾名思义,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从而滋生出全新的产业并产生不可估量的效应。

   那么,在“互联网+”的新业态之下,中国需要“+”什么呢?根据李克强总理的报告,有人提出了中国“互联网+”的以下五大产业形态:一是物联网,也就是把所有物品通过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即物物相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二是车联网,也就是车、路、人之间的网络,通过整合车、路、人各种信息与服务,最终都是为人(车内的人及关注车内的人)提供服务的;三是互联网金融,包括:众筹、P2P网贷、第三方支付、数字货币、大数据金融、金融机构、金融门户等;四是互联网医疗,包括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管家服务;五是互联网教育,也就是通过身份认证、唯一学号,实现终身学习跟踪。

   但是,从中国发展来看,单有上述五种产业业态,中国还难以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我认为,在“互联网+”的产业业态竞争下,中国最需要的,一是“互联网+思维”;二是“互联网+制度”。

   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这种思维当然不是传统思维,而是大数据条件下的思维。那么,什么是大数据的思维呢?

   大数据不是数据的简单汇集,而是借助于数据的全面整合而形成的大数据的逻辑。大数据首先是数据的综合,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大数据就是数据的拼盘,以为大数据是以数据的多寡来论的。这显然没有真正理解大数据的内在本质。大数据是基于数据的综合而形成的一种数理逻辑。简单的数据汇聚,只是一组组死的数据。数据的生命力在于运用,而运用数据的前提是要使数据具有逻辑性。因此,充分运用各种排列组合方法和各种进位制对数据进行编码,经过排列组合和编码后的数据骤然获得了生命,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些获得了生命的数据竟然能够说话,能够自动为使用者形成相应的研究意向或决策意向。

   大数据不是简单的由纵向或横向来源而形成的数据结构,而是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多位来源而形成的数据网络。社会科学中的传统定量分析方法是对数据进行纵向的梳理,或者进行同比研究,或者进行环比研究。这种方法是对同一问题的历史研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横向的数据分析,也就是对不同研究对象在同一时空中进行研究。然而,大数据在上述纵横两种数据梳理的基础上更增加了其他的数据梳理方式,尤其是增加了交互性关系的数据处理方式,从而形成了一个凌乱的、繁杂的数据网络。这就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读取数据的处理方法,如果没有数据处理方法的知识,那么数据在他面前就是“一团乱麻”。所以,大数据条件下,使用数据实际上就是选择数据,或者说是选择数据的性质。不会选择,数据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正因为数据的交互、繁杂的特性,所以大数据是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无限空间的延展。传统的国际政治博弈是基于地缘政治理论和均势理论的一种博弈,同时又是基于国家利益的争夺。传统的地缘政治是以占领土地为目标为此而构建一个围绕主权的战略缓冲地带。均势理论则是在一个地缘空间中各方保持一种力量均势,任何一方都不能打破这种均势,否则就是格局的破坏者。不管是地缘政治理论还是均势理论,都是权力政治学的国际政治观,是以主权为边界的国际关系博弈。然而,大数据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地缘格局。或者说,传统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被大数据重新进行了虚拟式的格式化,在大数据的格局中,根本没有所谓的地缘政治格局,只有大数据逻辑之下的大数据网络。在大数据网络中,主权不是模糊了,而是彻底不存在了。例如,网络作为大数据的一个平台就已经把传统的主权消解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哪个网络是属于哪个国家的;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绝于网络。有的国家把本国的网络封闭起来,把本国建立一个基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局域网,实际上这是徒劳的。网络权益,就对国家而言,这是自己把自己的网络权益缩小在物理性的主权空间之中。但是,自己出不去,并不意味着别人进不来。例如,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先行者其网络是完全开放的,其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果有所谓的主权的话,那么美国的虚拟主权可以延伸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决策集团之中,甚至可以延伸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的头脑之中。这就是美国的大数据霸权。有的人说,美国衰落了。诚然,美国的传统权力是在衰落,但其权力已经转向了大数据构筑的权力。就像在20世纪70年代,保罗·肯尼迪说美国衰落了,但约瑟夫·奈却认为,美国没有衰落,而是权力发生了转移和扩散,转移到信息权力之上了。正是因为美国的权力扩散的优先性,在美苏传统的政治博弈中美国占据着绝对优势,苏联最后土崩瓦解。同样,美国在21世纪的头20年,又在实现权力的新的转移和扩散。因此,美国传统权力的衰落隐含的是新兴权力即大数据权力的强势,美国仍然是主导21世纪的霸权国。

   相比之下,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了,中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于是他们认为中国将很陕会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我个人认为,这是过于乐观的判断。因为,中国的崛起仍然是传统权力的崛起,以大数据权力为主的新兴权力在中国还刚刚起步。在权力比拼中,中国仍然落后于美国至少50年。美国已经实现了大数据空间上无限延展,而中国还在传统的权力下练基本功。

   大数据时代需要大数据的思维

   大数据时代需要大数据思维。实际上,即便没有进入大数据时代,人们也不自觉地获得了大数据思维。如《吕氏春秋·察今》所描述的那样: “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这段话就是典型的大数据思维。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也同样运用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大数据思维, “草船借箭”则是大数据思维的典型案例。另外,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运用了大数据思维来分析中日战争现实与未来发展趋势。从这些情况来看,大数据思维是真正的取胜之道。

   今天,世界不仅仅是全球化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大数据的世界。全球化只是一种趋势,而大数据则是一种现实。笔者前不久发表了一篇《资本的全球治理》一文,认为当今的全球治理实际上是资本主导下的全球治理。而资本之所以能够主导当今复杂的全球治理进程,正是因为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主权界限,而获得了自身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包括资本的利润也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而这两种自由流动—方面借助于技术平台,另一方面就是借助于大数据网络。当今跨国资本的这种大数据现象,无疑揭示的是主权国家的未来现象。

   那么,主权国家会消亡吗?在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当今世界,各种思潮、主义此消彼长,物理空间中的民族主权国家可能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下是不会消失的,但在大数据的虚拟空间中已经消亡,甚至马克思所说的民族国家的消亡不是因某种主义的胜利而消亡,而是在大数据的技术力量下成为一种可能。

   落后于大数据时代的做法

   大数据将改变世界,而无法适应大数据的思维要求无疑要被大数据所摧毁。哪些做法是落后于大数据的呢?

   一是封闭。大数据世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传统思维都会把世界分为你和我,但大数据思维不再是你和我的区别,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形态的开放程度比任何时候都要高,都要深入。然而,我们的思维还是传统思维,还没有跟互联网对接。包括我们对互联网的认识,也停留在传统思维之下,我们把互联网封起来、堵起来,把自己的网络人为地与世界互联网分割开来,成为一个国家的局域网;以为这样封闭起来外界就没有办法进来,自己就可以独享一方网络净土;以为封起来后里面的人对外界不知而外界似乎也不知道里面的情况,等等。这些封闭的想法,实际上与掩耳盗铃、一叶障目的逻辑没有什么区别。封闭网络就等于自我孤立于世界,等于自我缩小于本国的网络空间。而别国则能够通过大数据将他们的网络延伸到我们国内,甚至延伸到我们决策者的头脑之中,对决策者的思维进行为我所用的格式化。

   二是自负。技术发展的速度可谓一日千里,三天不看网络,你的技术就落后别人,你的思维也落伍了。因此,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自负地说: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技术。”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够比技术淘汰的速度更快。技术之所以淘汰快,是因为设计者具有不断创新的思维,居安思危的意识。但是,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一点点创新和一点点成绩而自负。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发展比较迅速,于是有不少人就不断地说我们要自信一些、再自信一些,最后就成了一种自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最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在我们还只是刚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候,竟然有人就撰文中国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已经超过美国,等等。这不就是表明中国不需要改革了吗?不就是表明中国的一切包括技术都领先世界了吗?大数据时代绝对容不了这样的自负感。

   三是静止。大数据讲究的是全部数据,但时间是不会静止的,因而数据收集也是不会静止的,全部数据也就成为相对的全部,而不是绝对的全部。问题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而且由于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比较好,因此,政绩也就好。于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和媒体就常常大肆宣传这些数据,以显示我们的制度自信。然而,一切数据都是历史的,当数据不能用于支撑创新的时候,数据就成为没有用的东西。数据的“活”在于云技术平台上的不断收集、运算、整合,从而形成全新的逻辑,因而也就产生新的理念,把理念变成现实就成为最新的技术。也就是说,数据本身在流动中进行创新,成为一种商业资本,成为了创新的基础。

   因此,仅仅有“互联网+传统产业”是不够的,在这种方程式下,因缺乏创新的思维,缺乏互联网和大数据思维,创新是不会持续的。在很大程度上,思维比技术本身更重要。没有技术没有关系,有了思维一切都会成为现实。以前有句话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当时用来指导生产确实不合适宜,是错误的。但是在今天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就是大数据思维的力量。

   互联网+制度

   互联网+制度,这种制度是指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我始终坚持认为制度要优于技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有诸多问题,而且还有不少争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与争论相伴相随的,原因有二:一是思想观念问题也就是思维的问题;二是制度设置的问题。前面已经谈了思维问题,下面再谈谈制度问题。我们一直强调制度自信,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区别两个层面的制度,即一方面是指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包括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等。这方面无疑要有制度自信,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制度自信,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政治选择出了问题。另一方面是指具体实践中的规制,它涉及实践是怎样进行操作的。这方面我们不能轻易地说要有制度自信。很显然,在具体操作层面的制度,我们存在太多问题。建一套房要盖100多个公章;出国旅游填写紧急联系人写自己的妈妈,结果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知识产权保护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工程款拨下去而工程却因各种评估如环境评估、水影响评估、能源评估、安全评估、交通评估、地址评估等等而不能开工,等等。诸如此类的操作性的制度都被官僚主义冠以各种合理合法的名义而阻碍工作的推进。如果这种制度我们还要自信的话,那么,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改革了。

   操作层面的制度设置,目的在于:一是减少交易成本,二是努力克服搭便车现象。然而,当前很多操作性的制度一般都是为具体的工作实践设置障碍。因此,无论互联网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操作性的制度不是一种好的制度,那么“互联网+”最终只能是“+障碍”。没有好的制度,就难以进行技术创新。

   最后,归纳一下我的观点:“互联网+”是一种产业新趋势,这种新趋势、新业态完全基于创新而发展的;最根本的创新不在技术层面,而在思维和制度层面,没有这两种东西,创新就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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