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复调与对话的

  延安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复调与对话的论文

  延安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复调与对话

  提起延安文学,无论是仅把它作为一个习用的说法,还是视之为一个严整的概念,都需要先做明确的界定。因为依其字面意思,它至少可以被运用于指称三个不同层面的范畴:断代文学、地域文学、题材类型。如所周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话语常识中,作为断代文学范畴的延安文学,基本与看似属于地域文学范畴的根据地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同义, 延安及其所代表的整个陕北地区作为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确切起止时间,是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具体情形概述如下: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胜利结束长征,11月中共中央进驻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936年6月中共中央撤离瓦窑堡、7月进驻保安(今志丹县),12月18日红军进驻延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驻延安。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4月22日收复延安。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自陕北吴堡东渡黄河,经晋绥、晋察冀解放区于4、5月抵达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参阅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第一辑,延安市政协1984年9月印行(内部资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授权人民网发布:《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5年/1936年/1937年/1947年/1948年》,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5983.htm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5984.htm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5986.htm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05.htm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06.html,2012年4月30日访问。wWw.11665.COm其时间上下限分别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理论形态和观念基础趋于系统、完备的醒目标志,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的正式发表。而作为地域文学范畴的延安文学,则理应涵盖凡属当今延安行政辖区地界之内的古今一切文学活动记录和文学成果。此外,如果从创作题材上着眼,那么,所有聚焦甚至涉及延安的社会、历史、人文、地理或民情风俗的各种体裁、各时代、各流派作品,都可作为一个整体类型,纳入到延安文学名下。事实上,延安文学的以上三种用法,都早已存在,也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过,相形之下,对于下面展开的这一以考察和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进程的历史脉络及其内在逻辑为主题的探讨来说,断代文学范畴意义上的延安文学,显然是更恰当、更得力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一、错位的复调:启蒙与救亡作为断代文学史形态的延安文学,之所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迄今为止的演进历程中,具有异乎寻常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价值,根本的原因不在其本身,而在其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也并非主要体现于微观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而是首先形诸宏观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体制层面,且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从旧民主主义社会迈向新民主主义社会或者说从现代阶段提升到当代阶段的历史性跨越紧密关联。换句话说,延安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出现,既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发生深刻变迁的产物,同时,它又反过来将这一深刻变迁推进和落实到了文学艺术的土壤当中,进而对这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总体变迁,给予了生动的展示和具体的印证。正基于此,延安文学总显露出一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其他片断上很少看到的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多重色彩、多重因素叠合的复杂质感。循之史实,标志延安文学走向理论成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本来就不单是延安整风运动在文艺界深入开展、具体贯彻的表现,更是整风运动的宗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直接反映。 引语出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3、365页。1943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天后,即10月22日,《解放日报》刊出了由负责领导全延安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中央总学委 中央总学委全称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于1942年6月整风运动推进到学习运动阶段时宣布成立,由毛泽东同志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下设分区学习委员会和中心学习组。参阅《附件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原载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页。下发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延安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复调与对话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地(原文如此,依今应为的——引者注)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引自《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1943年10月20日),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186页。显而易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里被赋予了极崇高、极普遍的政治典范意义。随着学习、响应讲话精神的戏曲改论文联盟http://革等群众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以及赵树理小说等创作典型的涌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思想上的意义和价值,迅速转化成了文学与社会实践的丰硕成果。这种从务虚到务实的两相结合、两相生发和两相支撑,成就了作为断代文学史形态的延安文学完整而深切的外在面貌和内在脉络。针对延安文学赖以成型的社会思想基础,借用李泽厚先生那段几成不刊之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给予概括,可能是最恰切不过的:在共产党的党旗下,一大批知识青年领导工农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历尽艰难的胜利斗争中,从建党一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并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2页。今天看来,这段话所导出的结论——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②似乎已不及它所展示的那种把知(学理、思想)与行(革命、斗争)双重社会实践的历史轨迹进行既分辨又合观的独到思路更耐寻味、更堪深思。也恰是沿着这一思路延伸省察,不难发现:贯穿在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变奏的近现代历史脉络中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道路,在以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双重主潮交汇而成的社会实践的历史洪流中,主要呈现的是在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之间曲折起落、游转浮沉的被动漂移形迹,而不是相对确定地归属和定位于二者中的某一边。每在学理、思想与政治斗争都同样面临亟待重新定向的挑战和困境,而不得不暂时交集在一起之际,整个社会转入临界突变的历史转折关头,文学的现代化道路往往看起来就像是既与现代转型中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合辙,又与迎向新的革命目标的一段政治史重叠。但这实际上只是连续不断的历史画面中的短促一瞬,如同列车行进中的会车或启程前停靠站的场景,会合仅在一时,各行其道才是持续更久的常态。当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各自取道而去,形成取向、力度和影响范围不一的社会效应时,文学即随之成为印证这种社会效应差异的生动标志;并且,这时它的一般表现,是让自己依循于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二者中相对强势的一边。这也许不是这种社会形势下所有文学个案的选择和表现,但却是注定要通过充分的社会化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文学,整体上所表征的趋势。既如此,如果五四时期可以被看成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的一个历史片断,相应地,延安整风运动,又被看成一个终结这一历史片断、也就是以救亡来压倒启蒙的另一个历史片断接踵而至的显著标志,那么,穿梭或者定格在这两个历史片断中的五四文学和延安文学,也就顺理成章有了区分彼此的依据:前者,属于适值学理、思想和政治、斗争所代表的知、行两面的社会实践需要相对平等地结合起来,去寻求共同出路的特殊历史情境下的文学;因而,它自然地共享和分担了学理、思想范畴的启蒙和政治、斗争范畴的救亡这一对显赫的时代主题。后者,则属于政治、斗争和学理、思想转入分途演进并在社会效应上形成显隐、强弱的悬殊反差时期的文学。较之前者,它几乎是一边倒地偏向了政治、斗争范畴的救亡,同时,也就远远地疏离了学理、思想范畴的启蒙。这当然可以被批评为它的一个不足,尤其是在单纯以前者为正评判尺度下。但换个角度索证于历史,启蒙也好,学理、思想也好,根本上都并不是作为文学命定的归宿或须臾不可离弃的魂魄而存在的,在文学和文学史之外,它们一向自有其专属的理论学术范畴的着落。对从近代、现代到当代一路走来的中国文学而言,启蒙与救亡的错位变奏,既是它外在处境的一部分,也是它内在品质的一部分,借用从巴赫金文论里抽取来的术语,这种品质或可称之为复调、多声对话或者杂语喧哗。二、语境变乱与主题杂化内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重主题间的复调对话或者杂语喧哗,在延安文学这里、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这一个环节上所体现出的,实质上仅仅是它多维多面症候之一端。如前所述,映衬在救亡与启蒙变奏背后的是政治、斗争与学理、思想底色的交迭消长,但在更深一层发挥着支配作用的,则是足以贯通和统摄从文学艺术到思想学理、再到政治斗争所有相关各具体范畴的一套民族化、本土化、大众化的价值转换机制和与之对应的一项将一切精神舶来品进行全面彻底的中国化和具体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工程。世界与民族、外来与本土、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这一系列从发端于五四史前期的新文化运动那里,就已开始累积的关涉到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原则问题,都归结进这套价值转换机制,通过构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具体化为统率的意识形态大厦,被一揽子解决。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对此,早在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运动开端前三年的1938年,毛泽东就有过详尽的阐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指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论新阶段》,延安解放社编:《解放》第57期(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专刊),延安新华书店,1938年11月25日出版发行,第36-37页。依照这番论断,很容易明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最高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尚且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各种外来观念、学说和思想价值体系,毋庸说更不能例外。孤立地看,这里援引着历史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所引申出的非通过民族形式不可的国际主义的内容具体化、本土化价值的实现路径,不免显得过于决绝。但若是联系到此前二十余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在《敬告青年》、《〈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文学改良刍议》等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吹响号角的战斗檄文中,早已一致鲜明标举出了以起于现实、归于现实的本土功利主义为前提的世界主义立场, 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的中心主张时,行文间特别强调了发挥、抉择人间种种智能思想的原则应该是实用济世的: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参阅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海群益书社,1915年9月15日发行,本文第2页。原刊有句读无标点,标点为引者加。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二文,均有从其文化立场的复杂性角度重做细读、评价的必要和价值,限于本文论题,在此从略不论,留待另文专处。那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展开的延安文艺运动,未始不可以看成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号角的一波回应。关于这一点,1940年初,介入民族形式论战的周扬,在回应和反驳那种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具有脱离大众的、欧化的和非民族的性质倾向的观点时,曾做过细致辨析。他得出结论是:新文艺无论在其发生上,在其发展的基本趋势上,我以为都不但不是与大众相远离,而正是与之相接近的。新文艺是接受了欧化的影响的。但欧化与民族化并不是两个绝不相容的概念。当时的所谓‘欧化’,在基本精神上就是接受西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的思想,即‘人的自觉’,这个‘人的自觉’是正符合于当时中国的‘人民的自觉’与民族自觉的要求的。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原载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创刊号),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17-418页。而民族形式论战在1939年的兴起,又与艾思奇、巴人等率先将源自毛泽东《论新阶段》一文纯政治语境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民族形式,诠释、转化到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领域的理论阐发,有直接关系。也就在艾思奇、巴人的这些阐发里,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在表现我们的民族气派和民族作风上做得太不够(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鲁迅), 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原载1939年4月16日《文艺战线》第一卷第三号),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394页。甚至新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文学的作风与气派,显然是向‘全盘西化’方面突进了, 巴人:《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1939年9月1日《文艺阵地》第三卷第十期),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403页。这一类的事实判断被当成了设题立论的大前提。不过,到了延安文学这里,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即已凸显的工具理性层面的世界主义或者国际主义取向与价值理性层面的民族主义或者本土主义这二者间的匹配对立与相互支撑,毕竟已经从思想、学理的狭窄知识语境中,蔓延、转移到了更广阔也更切实的政治、斗争的语境。由此,文学生活中环绕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问题展开的调整,开始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各方面发生紧密纠结。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个表现,就是近承民族形式论战、远涉左联时期大众语论争,更远则可溯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言文合一之国语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海群益书社,1917年1月1日发行,本文第10页。一说的语言问题,重新被激活和放大。正是这新一轮语言问题热烈的理念探讨和相应的群众运动式的创作及评论实践,使延安文学终于赢得了开辟一个不单是临时的现实政治意义上的、更是长远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审美意义上的崭新话语场域的重要契机。在这个话语场域中,深植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乃至更早时期的清末政治维新和文学改良运动中的政治与文化既相互转化又相互背反的历史逻辑和价值取向纽结,再次由反而正、由张而弛,强劲发力,以一举横扫古与今、新与旧、民间与传统等多重价值边际的凌厉态势,推展出了一片文学政治和政治文学的新天地。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与语言问题的深耕广拓紧相交织的另一关键问题,是文学主体问题,其具体内容是对文学活动主体的社会角色和阶级身份实行历史性的甄别、批判和革命性的置换、改造。文学历史、文学空间和文学价值的新与旧之分、传统(精英)与民间(大众)之分交相穿插在一起,形成了新文学胜于旧文学,但新文学和旧文学相对于民间大众的文学,又都同等地带有以少数社会精英为主体、以书面语言为基本形式的隔膜于民间和大众的局限这一繁复、曲折的价值评判逻辑。一部代表着与大众疏离对峙的社会中上阶层的精神需要和审美趣味的书面化和知识化的文学史,以及在这部文学史中始终居于主体地位的文人、知识分子群体,经这种价值逻辑的比照,立时显出原罪深重的一派幽暗。好在,偿尽原罪、谋求救赎的方向和方案,也同时包含在了这种逻辑之中,那就是走向民间、与大众相结合,完成社会角色和阶级身份的自我转换。三、伪争辩内外的真对话像有的论者曾特别注意过的那样,延安文学或整个延安文化本身,就已是抗战爆发后素以沉湎书面文化为习的城市知识分子大量向边缘乡村地区流动的一个直接的社会结果。 参阅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7-349页。作者原是在探讨民族形式论争的发生原因和这场论争中民间问题的生成契机时,提到知识分子大规模社会流动这一事实的。从历史脉络上看,延安文学和延安文化成型的这种社会机理,恰好与促成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或五四运动发生的城市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书面文化生活空间的扩大的社会机理,动向相反,效应对冲。就这个角度而论,聚讼民间形式是否应被当作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这类问题,与其称之为论争,倒不如视之为仪式。因为,这类论争里,其实并没有设置真正的排他性选项可供参论者一争。要设置这种选项,必须把论证主题依托的事实情境或者客观条件充分确凿地固定下来、统一起来,但实质上的问题偏巧正集中于此。难怪当时一度占据了这场论争靶心位置的向林冰,会在论战中禁不住感慨:如果我们把问题的提起与问题的解决混为一谈,便是令科学家笑掉牙齿的愚蠢行为。 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425页。这样的论争,论文联盟http://如果还有比作为仪式更多一层的功能或意味,那这层功能或意义,就该是与巴赫金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艺术观察范畴时所揭示的一种情形相似:不是寻求不同性质存在之间的历时性的一致,而是显现不同性质存在的共时并存和相互作用。 关于巴赫金的相关论述,参阅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42页。只是在宏观的文学史视野中,要从延安文学这里扫描出一种不同性质存在共时并存、相互作用的场景,似乎比相反的串联历史链条、勾划历时性逻辑线索的工作,更有挑战性,也更有难度。后者的显例,虽在陈陈相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专业教科书里,一向较为少见,但在专业话语的正统疆界以外,早有严肃的学术著作把延安文学确认为祛除书面程式、重建视听直感艺术(口传歌谣和戏剧演出)的第二次文学革命。与陈独秀、胡适揭橥宗旨的第一次文学革命不同的是,兴起于延安的这第二次文学革命,有了详明的革命政治理论毛主义的支撑;而两次文学革命之间的中继环节和之后更激进的发展,则分别是1930年代初左联早期的理论建设,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样板戏的出炉。 参阅李欧梵:《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美]费正清、[美]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52-553页。厘清一条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左联,再从左联到文革文学的历史线索,自有一份特别的学理价值,这至少有助于我们把握这条线索所连接的各段文学史在思想观念背景上的层累关系和主轴取向。但假使我们的认识以此为足,这条线索所及之处的文学史实,本质上也就被演绎成了单一主体、单一向度、单一诉求的一通独白,所有曾经出现在各阶段文学史实现场的人、事、文本,都得因这通独白的覆盖、过滤,而只能在奔着一个方位姿态一律地倾斜、奔趋的过程中,显示自己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一层价值或意义,舍此之外的价值和意义则被遮蔽、归零。更何况,每一条这样单向突进的线索,只能连贯有限的史实,对完整历史情境中的丰富存在,不啻于施行了选择性失忆式的处理。要矫正这种偏颇,必须把单一线索增扩为多向的多线交织网。可这么一来,线索型思维的便利和线索本身的意义,也就消失殆尽。就延安文学而言,它作为历史一环的价值和意义,正体现在它不仅仅在一条单向的历史线索上充当着一个醒目的跃点,更体现在它是整个现当代中国的文学时空中,文学主体、文学资源的流向从单向的进城或下乡形态,转变为进城与下乡两种流向交错汇集、表里相依的二元共时并存、相互作用形态的第一次成功。这次成功,一边终结了此前中国现代文学板结于不是精英至上、就是大众至上,不是厉行启蒙、就是高倡民粹的单边独白和单极演进的存在模式,一边也决定了此后走向当代的中国文学的基本模式:通过精英与大众、启蒙与民粹的相持和对话,求得促动或引导文学变迁的理论根据和实际取向。与1930年代初期苏区文艺政策和上海左翼文论中丝毫不留余地的否定和反对五四新文艺的主张 参阅瞿秋白:《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1-235、522-531页。相比,延安文学的理论经典——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改造,实际上仍带着五四新文艺滋养和影响,从五四新文艺赖以滥觞和发展的城市地区奔赴到延安的文人、知识分子,有条件地保留了主体的尊严和继续投身革命文艺发展的政治资格。这不能只解释成从1930年代的苏区和左联到1940年代初的延安、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发展。更应该注意的是1940年代初期的延安,已经成为1910年代中后期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滥觞以降近三十年间各种不同背景、不同来路、不同层次的进步文人、知识分子共处一堂,以及他们所抱持的各种不同派别、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文学观念和文化思想交会碰撞的一个中国新文学史时空的缩聚体。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在这种客观情势下,延安文艺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就不能不把化异为同的包容作为主旨,早期的苏区和左联那样以绝对的排异为务的想法和做法,至此最多只能作为辅助或配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和要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改造,包含了由内而外的自觉改造和由外而内的被动改造(讲话原文中称此为思想斗争)两层含义,但重点终归还是落在了前一个方面,也就是由被改造者通过自我的觉悟提高和立场转变,来实现针对他们本人的思想感情改造。惟其如此,这种主观世界里的改造才有可能是真切可靠的。然而也正因此,改造者的自我意识或者说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在这个自对自的改造过程中,同时又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豁免或信任。这正是身处一个对话型场域中的自我,相较于深陷一个由他者绝对支配的独白型场域的自我,最根本的一点差异。在对话型的场域里,无论对话的对手多么强势,只要尚未跌破多主体并存的对话底线,那么也就总还能找着第二个自我发话回应、坚持己见的余地。反之,在独白型场域里,独白者的声调无论如何婉转温和,它都在发挥孤绝排他的压倒性支配作用,除了它这一个声音的强聒不舍,再没有第二个有声音、有主见的自我能够显现自己的在场。完整的延安文学,横贯了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运动,前后两段氛围和情状虽有所不一,但总体来讲,都带有对话的性质。对话的留存,不足以确保整个文学氛围和文学形态一切方面、一切细节的合理、正常和完美;而摒除和拒斥了对话的文学,则必定显示出整体上和本质上的悖谬、反常和缺陷。——假如延安文学需要一段从当前文学语境出发的辩护词,或许这就是该开头先说的第一句。四、从语言到阶级:远近两例对话延安文学的对话性得以保持,有迫于延安社会文化实际需要的客观基础,有形诸观念、理论和政策的文字见证,但其最鲜活的体现,还是在具体的创作、批评实践中。这方面的典型个案,首推周扬对赵树理小说艺术特质的发现: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话(原文如此,疑为误植字,本字或应为活——引者注)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学习民间语言,民间形式的努力产生了很多的优秀的结果。就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有成绩。但有些作者却在往只在方言、土话、歇后语的采用与旧形式的表面的模仿上下功夫。赵树理同志却不是那样。他执行了他自己作品的创造的任务。 引自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95页。大概是为了遵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要求,以上这部分对赵树理小说语言成就的分析,在周扬文中,是摆在文末,作为依政治标准所展开的情节和人物讨论之后的补充出现的。但若考虑到政治标准下的评论惯常的逻辑实质只在演绎、佐证,而周扬本人当时既是党的政治工作者,同时更是具有文学专业素养的、内行的文艺界领导,即易想见:剖析、论定赵树理小说语言运用的特色和意义的这些话,才是这整篇文章中真正属于和代表周扬自己的内容。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在周扬的评价下,已成为代表知识分子的书面语驯化、提炼、升华代表民间大众的方言土语一个成功样板。尽管同是赵树理的小说语言,解释和定性成民间大众的方言土语驯化、丰富了知识分子的书面语,也并无不可。但在1946年周扬这篇高度推崇赵树理小说成就的文章中,显然倒过来的解释和定性,更为作者所看重。在周扬的分析中,赵树理作为小说创作尤其是小说语言的革新家和创造家而不是民间旧形式的模仿者的一面,得到了格外的强调。更进一步,赵树理小说语言上的这种不寻常特质,最后还被周扬径直朝着解放区文艺政治标准的最顶点,做了高度和力度都无以复加的表彰性的归结:不用说,作者在语言上是用过很大功夫的。据赵树理同志自己写给我的自传材料,及杨献珍同志所告诉我的,他一贯努力于通俗化的工作;他在写这三篇作品之前作过许多文字的活动。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写得为大众所懂得。他不满意于新文艺和群众脱离的状态。他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同时他对于群众的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他(原文如此,疑缺有——引者注)意识地将他的这些作品通叫做通俗故事;当然,这些决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艺术品,它们把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了。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达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98页。事实上,在1930-1940年代从红色苏区到上海左联、再到整风前后的延安,盘旋在大众、民族和新文艺等概念迷阵中的语言问题争论,一直不是作为单纯的语言学或文艺理论的专业研讨而存在的,它背后的真关切和真问题是当时处在急剧变动和大规模重组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派城市知识分子群体和1920年代中后期在北伐战争到国共分裂之际走上文化战场前沿的工农劳动大众,如何调整和分配文化权利,进而结成相对稳定的社会斗争同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逐渐深入展开的过程中,一部分新文化运动出身的城市知识分子以自任自证为工农大众代言人的方式,实际担当起了居中斡旋、两面调停的角色。这种脱离于社会生存现实基础的阶级立场上的位移和文化角色上的转变,主要凭藉的就是特定的语言形态与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归属之间的固定对应关系。这种关系最初在苏区时期瞿秋白起草的中央文委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被确立起来,后经瞿秋白本人在上海左联时期的重申和阐释,最终成为延安时期将文风和党风、学风系为一体加以同步整顿的认识根据之一。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依着这种语言形态与阶级归属一一对应的认识,书面语被直接挂钩于文人、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文人知识分子在语言世界里的标志、在社会生活中的徽章;而民间现存的口语和用理论推演出来的普通话,以至绝对的白话文和用罗马字母写的中国文, 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原载1932年5月20日《北斗》第二卷第二期,作者原署易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527、530页。则成为劳动大众在现实中和在文化革命全面告成的未来时代的语言标志、社会徽章。这样,包括为工农大众代言和知识分子自身改造两方面在内,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文化角色的移形换位是否恰切到位,最直接的表现和最外化的检验指标,就集中在了他们所运用的语言形态上。文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随之也就与他们的语言习惯改造,互为表里地联系甚至等同了起来。但是,在概念化的理论领域实现语言形态的自我改造,比在具象的创作领域要容易得多。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指导文件和核心学习材料的毛泽东本人的文章,已经为文人、知识分子的理论语言改造树立了最好的典范。李陀曾对这类文本典范的语言范式做了梳理、归纳,指出其具有将李泽厚所谓的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向现代性维度合奏的性质,并名之为毛文体。 参阅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分别刊于《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花城》1998年第5期。而在品类繁多的文学创作领域,理论型的毛文体如何落实为形象化和艺术化的文学文体,不能不成为一个复杂得多的难题。即使有了周扬所标榜出的赵树理小说这样的样板,其示范效应也最多只能落在小说、戏剧和通讯文学等一部分叙事文类之中。延安文艺运动和其后中国文学演进的史实终于证明:创作语言的改造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这种解决是局部的,也是暂时的,远没有把所有的文类、更没有把所有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者,完全、长久地涵盖在内。今天,我们通读照理最应当充分体现知识分子语言改造上的自我克服特色的延安时期通讯文学的经典作品集,——如《延安文艺丛书》第六卷报告文学卷, 报告文学是当代文学史上的说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倡这类时事纪实性类写作样式时的说法是通讯文学。《延安文艺丛书》第六卷报告文学卷,黄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纵然以当前新出的文学刊物上同类文体的语言面貌来参看,也仍可以从中找出很多篇章及段落,足可称得上是文辞典雅,情态雍容,满溢书卷气,少有以至全无乡土气或大众味。这之中的缘由何在?1981年,当年亲身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热烈讨论,并当场记录了毛泽东讲话,事后又负责整理毛泽东讲话正式文本的胡乔木, 参阅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9-110、112-113、121页。在一次会议上谈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曾郑重指出: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3-494页。遥隔近四十年社会和文学时空的斗转星移、沧海变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立的关于当时从城市奔赴延安的文人、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的认定,迎来了经受历史性的反思和矫正的一刻。或许,正是阶级归属的定位偏差和由此所致的政治歧视,造成了文学理论指向和创作实践取向之间始终无法弥合的错位。毫无疑问,对于延安文艺运动中的某种定论、定见的反思和矫正,也是历史影响既深且广的延安文学的内部对话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不止触及了远处史实的脉络,更切中了这一脉络延及当今文学实际生态的深层观念症结。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本文由小梁论文发布于文学论文,转载请注明出处:延安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复调与对话的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