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写作转向的论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写作转向的论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写作转向

  滋生于1980年代、兴盛于1990年代至新世纪的生态性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甚至是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观念、写作范式的一次新的转向,这次转向无论是对于改变中国作家的思维模式和表现视阈,还是对于改变中国文学的现存格局和未来走向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回顾1980年代以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历程,就大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而言,可以简要地划分为四个阶段或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五四时期记录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人性写作,二是1930——1940年代发端于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写作,三是1950——1960年代配合党史教育和党的现实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落实的政党性写作,四是文革时期直接体现领袖——集团意志、直接为领袖——集团服务的领袖——集团性写作。五四时期的人性写作以鲁迅为其杰出代表。鲁迅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全部创作,包括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一部散文集(《朝花夕拾》)、一部散文诗集(《野草》)和四部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可以说,其主题、主线都是关乎人的问题的,尤其是他的那些著名的小说,诸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一件小事》、《故乡》等等,篇篇都是关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思考和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追寻。WWW.11665.coM在鲁迅全身心投入人性写作实践的同时,他的弟弟周作人与之呼应在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人的文学的命题,其对五四文学的影响绝不在鲁迅之下,人的文学在得到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呼应和发挥后,实际上成为五四文学的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五四时期的文坛虽然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均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各种文学报刊、文学社团、文学思潮及文学派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有文学社团40多个,文学刊物50多种。到1925年,文学社团与相应的文学刊物均达到100多个。参见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上册第23页。,其所持的主义和信仰也显得五花八门),但人的文学却是统一的灵魂之所在。比如当时影响最大的三个文学组织——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他们或主张为人生,或主张为艺术,或主张自由、唯美,可从人的问题出发最终又归结到人的问题的思维逻辑却是其共同的创作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庐隐、郁达夫、徐志摩三人为例,从他们的论文联盟http://创作中能够轻易地找到彼此相通相似的追寻人性解放的内在精神线索)。又如当时影响最大的三个小说流派——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和自叙传小说,也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立场出发来看待人和表现人的,只不过他们表现的场域和视角不同而已(分别为城里的人、乡下的人和自我的人)。1927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新文学阵营发生分化,一部分文艺家(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左翼文艺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同时一定程度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所以率先提出创作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普罗文学顺应了192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形势的需要,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发展迅猛,到1930年代(以左联的成立和活动为标志)逐渐占据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到1940年代(以毛泽东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在解放区发展成为工农兵文学并终于实现了一统天下。从人性写作到阶级性写作,是中国现代作家从1920年代末期开始的一次集体性的转向,他们在此后之所以放弃五四的人性的写作,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五四的人太抽象、太空洞、太脱离现实,他们终于发现了现实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压迫者,吃人者,一部分是被压迫者,被损害、被奴役、被侮辱的人,他们觉悟到,人的解放,首先应当是被压迫者的解放。于是他们把五四时期提倡的人的解放具体地从‘个人主义’式的解放发展为被压迫者整个阶级的解放。[1](p24)早期的普罗文学作家以三剑客——蒋光慈、华汉和洪灵菲为代表,他们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激进地描写工农暴动题材的作品,如《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暗夜》、《前夜》、《大海》等,拉开了1930年代大规模的阶级性写作的序幕。茅盾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由于既具有社会科学家的理论修养,又具有在广泛地译介外国文学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眼光,加之个人才华出众,所以成为1930年代阶级性写作的集大成者。其长篇小说《子夜》作为现代左翼文学之经典,一直影响到当代。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也都是左翼作家阶级性写作的范本。1930年代围绕在左联周围,像茅盾一样自觉地、有意识地从事阶级性写作的左翼作家数量可观,诸如叶紫(《丰收》)、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殷夫(《别了,哥哥——算作是向一个class的告别词吧!》)、沙汀(《代理县长》)、艾芜(《南行记》)、张天翼(《华威先生》)、丁玲(《水》)、萧红(《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田汉(《顾正红之死》)、洪深(《五奎桥》、《香稻米》)、夏衍(《在上海屋檐下》)、蒲风(《茫茫夜》)等等……他们笔下的人再不是五四作家笔下的人了,他们把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改变成了追求阶级解放的人,他们的创作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从根本上扭转了五四文学的人性写作的局面。1930年代的非左翼作家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阶级性写作的影响,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都明显地或朦胧地增强了阶级意识。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1940年代解放区的工农兵文学是阶级性写作的最后定格,工农兵作为普罗(无产阶级)的具体化身和代名词,此时终于从幕后走向前台,真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王贵和李香香(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三好和荷菏(阮章竞《漳河水》),郭全海和刘桂兰(周立波《暴风骤雨》),水生和水生嫂(孙犁《荷花淀》),牛大水和杨小梅《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喜儿和大春(延安鲁艺《白毛女》)等一批新人形象的出现,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一代人物谱系。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从思想意识到组织制度都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使得1950——1960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具有鲜明的政党性写作的特征,这突出地表现为作家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政党的代言人。当时的写作题材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革命历史或曰中共党史题材,作家的写作意图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言,是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2](p55),代表性的作品如孙犁的《风云初记》(1951)、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杜鹏程的《保卫延安》(1954)、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吴强的《红日》(1957)、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梁斌的《红旗谱》(1957)、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刚》(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等等,从这类题材的创作中,读者可以充分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业绩,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党史教育中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第二类是现实题材,现实题材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党的现实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和解读,比如当时最为热门的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就详尽地记录了党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几个阶段如何引导农民抛却私有观念、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历程,代表性的作品如刘绍棠的《青枝绿叶》(1952)、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1953)、刘漱德的《桥》(1955)、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1956)、方之的《浪头与石头》(1956)、王纹石的《风雪之夜》(1956)、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1956)、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卷1958、下卷1960)、柳青的《创业史》(1959)、李准的《李双双小传》(1959)、浩然的《艳阳天》(第一卷论文联盟http://1964)、陈登科的《风雷》(第一卷1964)等等。文革时期的领袖——集团性写作,与1950——1960年代的政党性写作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主要体现政党意志转变为主要体现领袖意志,由主要突出政党的地位作用转变为主要突出领袖的地位作用;二是从写作的组织领导来看带有被某个政治集团掌控的性质,所以在写作形式上常常以创作组、写作班子、集体创作甚至革委会、大批判小组的名目出现。文革期间除了语录歌、忠字舞外,样板戏在其领袖——集团性写作中最具有代表性,样板戏形成的过程(创作及改编)恰好印证了从政党性写作向领袖——集团性写作发展、演变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只要把它的经典剧目如《红灯记》、《芦荡火种》(后由毛泽东亲自更名为《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杜鹃山》、《海港》等在文革当中的演出本(1972年前后定稿),和文革之前的演出本(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做一个比较,便会看得一清二楚。这种领袖——集团性写作到了文革后期的所谓批走资派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居然发展成为直接为四人帮夺权服务的阴谋文学,小说《初春的早晨》、《虹南作战史》、《第一课》,话剧《盛大的节日》,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反击》、《春苗》、《决裂》等,已经完全失去文学的属性而沦为拙劣的甚至是恶毒的政治宣传品。二学界在回顾总结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时,一般认为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文学是回到了五四的原点,重新接续起五四的人的文学的传统,甚至有人认为时至今日的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根脉)一直就是人的文学。[3]从大的、宏观的角度上看,这种认识无疑是符合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上面提到,五四落潮以后,人的文学也随之搁浅了,接踵而至的是阶级的文学、政党的文学、领袖与集团的文学,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运行的轨迹,从表面上看越来越宏大,内里却越来越窄小,在史诗规模、宏大叙事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文学的表现视阈逐渐窄化的过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1980年代以来的说法大多是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解释的,比如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先生1980年代提出的一个经典命题,出自《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该文最早刊发于《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后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过分看重政治因素的作用,可能使我们遮蔽或者说忽略了另外一些别的因素,比如自然,这个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的相当重要的主题,在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表现得怎样?自然的被漠视、被排斥、被边缘化、甚至在一定时期的缺席,是否也是造成1920——197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路径日益狭窄的缘由?当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主宰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时,他们笔下所表现的世界也许注定是要倾斜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从先秦的《周易》和诸子散文开始,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就深深地扎根于作家的脑海之中,此后历朝历代,可以说很少有不热爱自然的作家,很少有不主张人与自然互养互惠、和谐相处的文学作品,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像母亲的乳汁一样滋养了古代作家的创作(如先秦之庄屈,魏晋之陶谢,唐之王孟、李杜,宋之苏辛、李清照,明清之吴承恩、蒲松龄、曹雪芹等等),造就了几千年来的源远流长的绿色、生态的文学传统。与之相反的是,现当代(1980年代以前)真正称得上热爱自然,主张人与自然互养互惠、和谐相处的作家实在不多(若从其总体创作倾向来考察,只有沈从文、废名、徐志摩、许地山、冰心等寥寥数人),少许拥有一定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情感的作品大多来自主流之外的边缘地带(如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像古代田园山水诗那样完全以自然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创作不复存在,即便是局部的描写自然,其重心也往往不在自然而在人,也就是说自然是人的陪衬,自然是为塑造人物形象、刻划人物性格或挖掘人物心理、展示人物情感服务的(在这方面,现当代左翼文学创作最具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实质上是中断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生态的传统。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上面提到的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文学是回到了五四的原点,重新接续起五四人的文学的说法,虽然说的不错,却未免简单化。新时期文学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相比,最根本的不同是多元化(与五四的多元化不同,五四的多元化是统摄于一元化的前提之下的),过去那种一个时期往往只有一类主题、一种声音的做法彻底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多主题、多声部的多元化文学格局,而在这种多元化文学格局中,最富有新质、最没有重复性和最具有开拓意义的主题和声音即是出现于1980年代的生态性写作。百年文学史,唯有生态性写作首次把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思维模式转化为人与自然的思维模式,而以往的写作,无论是人性写作、阶级性写作、政党性写作、领袖——集团性写作,都远离自然,或者忽视自然,所以我们看到的都只能是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故事,很少有人与自然的故事。1980年代以后生态性写作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背景和缘由。一是现实生态问题的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一方面使得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各项经济指标连年攀升;但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锐减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和危机,令人触目惊心,比如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3亿农民无法喝到安全的饮用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到10年前的两倍,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1/3,沙化土地面积接近国土面积的1/5,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4]。二是外来生态思潮的影响。从世界文明进程看,由工业革命所造就的工业文明到了20世纪后半叶已步入衰退期,反人类中心主义、反发展主义和反科技主义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动向。20世纪中期以来人文社科领域普遍呈现绿化趋势,原本属于生物学范畴的生态一词竟成了贯通诸多人文社科学科的学术语汇,如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文化学、生态人类学、生态心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等等,它们汇聚一起共同掀起声势浩大的生态主义思潮(有人称之为绿色运动)。三是本土生态传统的承续。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历史上长期的自然经济形态和自然生活方式,孕育了以天人合一为统领的生态哲学观和生态伦理观。中国传统的生态哲学观和生态伦理观大体上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二是万物齐一的生态价值观,三是民胞物与的生态生命观。这三个要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中均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儒家从仁爱出发,讲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君子之于万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道家用道解释宇宙世界,讲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无以人灭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佛家以慈悲为怀,讲爱生、惜生、放生、不杀生,认为有情无情,皆是佛子、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等。。在上述三方面的背景和缘由中,现实生态问题是催生生态性写作的直接原因,外来思潮影响属于间接的诱因,而从本土的生态传统承续的角度上看,生态性写作乃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上长出的一片新绿。1980年代以来的生态性写作,包括1980年代和1990年代至新世纪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隐性,即作家没有明确的生态主义创作意图,但在其创作中却潜隐着生态主义的思想元素或情感符号。这种隐性的生态性写作,如果借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关于浅层生态学的观点及其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其如下浅生态特征:第一、在理论前提上,仍然拘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既包含有传统的人是一切事物的中心的本体论因素,也包含有现代的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的价值论因素。第二、在现实成因上,很大程度上是环保运动催生的产物,因此,其创作重心是揭示自然环境受到破坏或污染的现象,即主要反映自然生态问题。第三、从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倾向性来看,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均是从人类利益出发,与以往不同的是分出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第四、在作品表现的核心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亦即对于自然的态度上,仍然是传统的开发利用,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这其实是只承认自然的工具价值而不承认其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第五、在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上,往往停留在现实社会层面,比如对单一的经济发展观和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对商业社会奉行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批判等。1980年代这种隐性的生态性写作主要体现在两大板块上,一是1980年代上半期的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二是1980年代下半期的环保类报告文学。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的作者由于历史的作弄,在文革开始后纷纷被迫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到远离现代文明的偏僻之地,这使得他们有机会真正接触到大自然,与大自然的朝夕相处培养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深厚情感,热爱、尊崇、赞美、依恋,成了贯穿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中自然描写的基本色调。知青文学中着意表现人与大自然情感(往往与凸显大自然的神奇魅力结合成一体)的作家作品主要有: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大林莽》,宋学武的《干草》,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抗抗的《北极光》等。寻根文学中着意表现人与自然密切关联(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作家作品主要有:阿城的《树王》、郑义的《远村》、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 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 李锐的吕梁山系列、朱晓平的《桑树坪记事》、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等。比较而言,1980年代下半期环保类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与生态主义的题旨更为接近,因为它缘于现实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危机,是现实的生态问题直接催生的结果。沙青1986年发表的《北京失去平衡》是1980年代下半期环保类报告文学兴起的发轫之作,作者通过实地采访,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尖锐地揭示出北京的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水资源的严重危机(这一问题在当时其实已经不仅局限于北京,而是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普遍存在)。另一篇产生更大反响的环保类报告文学的作者,是后来被有些论者称之为中国的蕾切尔·卡逊的徐刚,他在1988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同样是通过实地采访,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揭示出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另一严重问题——滥砍滥伐给森林资源带来的破坏。在沙青、徐刚的带动下,1980年代下半期有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投入到环保题材的创作当中,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岳非丘(《只有一条长江》)、麦天枢(《挽汾河》)、刘贵贤(《生命之源的危机》)等。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第二阶段为显性,即作家是在目睹了生态危机的恶果之后产生了明确的生态思想,或者是因为接受了生态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生态主义思潮的启迪感召之下有意识地从事生态性写作的。与此前的隐性生态写作的浅生态特征比较,我们也可以把显性生态写作的深生态特征相应地归纳出五个方面:第一、在理论前提上,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开始动摇。在一些作家的笔下,人,既不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也不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了。第二、在现实成因上,因逐渐超越出环保的局限,所以其表现视野也就逐渐超越出自然生态问题的局限,而广泛地触及到社会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问题。第三、从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倾向性来看,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已经不再单单是着眼于人类利益,作家们开始程度不同地考虑到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包括各种动物和植物。第四、在作品表现的核心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亦即对于自然的态度上,其关键词逐渐地由开发利用 转让给或者说过渡到和谐相处,这实质上是从只承认自然的工具价值转变到也承认其内在价值。第五、在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上,除了现实社会层面的指向,更注重深层次的文化反思,比如哲学、伦理学意义上的思辨和自省,生态主义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思辨和认同。1990年代至新世纪的生态性写作也是从两个文体向度上展开的,一是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二是虚构性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从事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队伍到了1990年代以后空前壮大,其文学影响和社会影响也远远超过1980年代。这支队伍中的领头羊徐刚,以惊人的速度和爆发力接连推出了多部振聋发聩的力作,如《世纪末的忧思》(1994)、《中国,另一种危机》(1995)、《中国风沙线》(1995)、《守望家园》(1997)、《绿色宣言》(1997)、《倾听大地》(1997)、《地球传》(1999)、《长江传》(2000)等等。其他报告文学作家这一时期对生态问题的展示也比1980年代更加开阔,如哲夫的江河报告系列(《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王治安的人类生存三部曲(《国土的忧思》、《靠谁养活中国》、《悲壮的森林》)、李青松的绿色报告系列(《告别伐木时代》、《最后的种群》、《遥远的虎啸》),还有李林樱的《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麦天枢的《问苍茫大地》、乔迈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中国水污染》、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沈吉庆的《国务院一号特急令:来自野生动物的呼唤》、朱鸿召的《东北森林状态报告》、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等等,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对多方面的生态问题——诸如土地问题、人口问题、气候问题、空气问题、植物问题、动物问题、水资源问题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反映,在新时期文学史上书写了极为奇特和极为感人的一页。如果说1980年代的生态性写作是以纪实性为主,那么,1990年代以后虚构性所占的比例则越来越大,特别是小说,逐渐担当起了主角。1990年代至新世纪最有代表性的生态小说作者由两组构成,一组是在1980年代就已拥有一定的生态意蕴、到了1990年代以后生态意象愈加凸显,如张炜(《柏慧》、《九月寓言》、《怀念黑潭中的黑鱼》)、迟子建(《雾月牛栏》、《逝川》、《额尔古纳河右岸》)、满都麦(《雅玛特老人》、《四耳狼与猎人》、《碧野深处》)、叶广芩(《狗熊淑娟》、《黑鱼千岁》、《老虎大福》)、张承志(《金牧场》)、贾平凹(《怀念狼》)等;另一组是1990年代以后步入文坛的作家,他们创作当中的生态意识非常明显,有的甚至就是在生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尝试生态性写作的,如郭雪波(《银狐》、《大漠狼孩》、《大漠魂》、《哭泣的沙坨子》)、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豹子最后的舞蹈》、《太平狗》、《狂犬事件》)、雪漠(《大漠祭》、《猎原》、《狼祸》)、胡发云(《老海失踪》)、姜戎(《狼图腾》)、温亚军(《驼水的日子》、《寻找太阳》)、杜光辉(《哦,我的可可西里》、《浪滩的男人女人》)、方敏(《大迁徙》、《大拼搏》、《大毁灭》)等。生态散文和生态诗歌的创作在1990年代以后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一些作家借助其文体上的灵活自由,更直接地抒写自己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情感。生态散文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苇岸,生前出版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用纤细、柔弱的笔触倾注了作者对大地的赤子之情,洋溢着强烈的大地伦理精神。李存葆开创了一种生态文化大散文,《绿色天书》、《大河遗梦》、《鲸殇》等用笔宏阔,场面壮观。年轻的女散文家周晓枫在《鸟群》、《上帝的隐语》、《斑纹——兽皮上的地图》中,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自然和思考自然(特别是动物)的生态视角。1990年代以后的生态诗歌创作中于坚和华海最有成就。于坚在1980年代即已写出《阳光下的棕榈树》、《那人站在河岸》、《黑马》、《避雨之树》等包含有生态主义元素的篇章,此时的《避雨的鸟》、《南高原》、《哀滇池》、《事件·棕榈之死》所营造的生态意象和传达的生态题旨更为自觉和透彻。华海是生态诗歌的积极倡导者,他不仅专事生态诗歌创作,而且还专事生态诗歌的评介,200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生态诗歌评论集《当代生态诗歌》,2006年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个人生态诗歌专集《华海生态诗抄》。其他如李松涛(《拒绝末日》)、沈苇(《我的尘土 我的坦途》)、沈河(《也是一种飞翔》)等诗人的创作中也分明带有生态主义的指向。1980年代以来的生态性写作尽管表面上有些庞杂,比如就其生态内涵而言,既有潜生态也有显生态,既有浅生态也有深生态,既有以人为中心也有以自然为中心或者无中心以人为中心即人类中心主义,以自然为中心即生物中心主义,而无中心强调的是生态整体观,它既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又克服了生物中心主义的偏执,它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大地伦理学、自然价值论和深层生态学。,但一条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表现为前提,由人类立场向生态立场、由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对立向人与自然一体化和谐相处发展转化的思想线索却是相当清楚的。围绕这条主线,生态性写作形成了一反一正的两大类主题:现实批判和理想诉求。现实批判有三个要点,一是揭示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现状;二是反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三是批判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弊端(如物质主义导致的物化、科技主义造成的工具理性、发展主义带来的欲望膨胀等)。与之相对应,理想诉求也有三个要点,一是热爱自然,崇尚自然,渴望融入自然怀抱,把自然当作人类心灵的栖息之地;二是敬畏生命,珍爱万物,彰显万物平等、和谐相处的生态整体观;三是怀恋农业文明和古朴生活方式,借此寻找现代人回归传统的精神故乡。从生态性写作所传达的上述这些题旨来看,它对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层意义是价值观和世界观层面上的,也就是说,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1980年代以后已经逐渐深入到中国当代作家的灵魂,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指导着或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实践,而这势必给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带来若干新的元素、新的命题和新的内质。事实上,到了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新世纪以后,渴望摆脱人类中心意识,渴望人与自然(包括动物)和谐相处,渴望由社会型的价值观转向自然型的价值观等生态主义的诉求,已经不再局限于生态性写作本身,已经扩散到、渗透到文坛的各个角落,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现状和未来走势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生态性写作看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五次大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而前四次大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包括人性写作、阶级性写作、政党性写作和领袖——集团性写作,其思维模式和表现视阈都没有跳出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樊篱,唯有这一次是走进了人与自然的新天地,因此说,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向,这次转向既是重要的又是必要的。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本文由小梁论文发布于文学论文,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写作转向的论文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