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诉求与守望——试析沈从文文学批评理想探

  美的诉求与守望——试析沈从文文学批评理想探微的论文论文摘要:作为文学批评名家,沈从文以自己的人性乌托邦重新修复着人文精神生态,他以对荚的诉求与守望实践着自己的文学批评理想,思考着文学创作,探索着文学的未来走向,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批评;人性;美与爱;经典重塑 沈从文以其独特的生活感受、独特的审美体验、独特的精神气质,独步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的文学经典。同样地,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的文学批评以对美的诉求与守护,传承着五四新文学之精神,构建着文学之理想形态,参与着世界意义的创造。 一、人性乌托邦之美学构建 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于《新青年》的《人的文学》,率先竖立起了“人性”觉醒的鲜明旗帜。之后,“人的文学”成为贯穿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一条思想主线。周作人以人道主义作为根基,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人性是兽性和神性的集合,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主张灵肉二重生活要一致,最终实现人性之解放。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实秋的文学人性论则更加明确地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像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淮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强调了“人性之约束”,“人性”成为文学批评之唯一标准。而到了三十年代,沈从文则申明:“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WWw.11665.CoM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延展丰富了五四以来文学的人性学说,成为经典的自然人性论沈从文所崇尚的理想“人性”,一如其在湘西系列小说中所呈现于世人的那样,是基于人的原初状态之下的天人合一。“他认为:生命是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的本性,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抽象,是健康人生显示的一种完美而崇高的精神。”他在想象构建着自己的人性乌托邦:处身农耕文明社会,本于自然,顺其自然,归于自然,随遇而安,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真诚纯朴,充满关爱,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生活的自在状态,人性的自然释放,田园牧歌一般,恬淡而美好。 沈从文曾经满怀希望与欣喜地从原始乡村步入繁华都市,但现实却使他以对“自然人性”的偏爱,以“乡下人”之乡间文化立场来审视现代文明所滋生的各种弊端,批判都市人性的丑陋与萎缩。 在《烛虚》一文中,沈从文秉笔直书:“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严,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他以敏锐深刻之洞察力,直击肯綮,针砭时弊,诊断出了人性扭曲萎缩的都市文明病症,试图恢复重建自然健康的理想人性形态。自五四新文学以来,诸多作家、批评家都在沿袭着鲁迅先生所开创的“国民性的批判改造”思维模式,有的后来转向了社会历史批评。然而,沈从文却以文学的“人性观”切人,进行了一次新的思想启蒙,开拓了文学批评的新境界。 基于文学的自然人性哲学,沈从文曾在《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一文中指出:“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一个作家能了解它较多,且能好好运用文字来表现它,便可望成功,一个作家对于这一点缺少理解,文字又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败”;在《给志在写作者》一文中他又进一步点明:“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人性”作为沈从文美学理想的意义构建,作为其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核心考量与参照,原因在于:对作者而言,“人性”是在小说中的艺术本质表现;对读者而言,“人性”则具有巨大的召唤作用,可以引发其再创造,继而不断地实现自我之完善。 二、文学理想形态之美学守望 作为批评家,无论是作家作品评论还是具体理论创作,沈从文以独到精辟的见地阐释着个人的批评理想,引领着文学的未来走向,以满怀的真挚与期待构建着艺术的美学圣殿,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

  沈从文以不变的执着与热忱进行着自己的批评实践。1937年1月,他曾经在《我对于书评的感想》一文中号召实现一场文学运动的自由解放——书评的自由解放,并且进一步明确了评论之功效:“一个作品的同声,又希望成一群读者的指路石”“它沟通了作者与读者的间隔,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言它是一个诤友,对读者言它是一个良友。它的意义是庄严的。沈从文基于对于文学批评的准确定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言说着对文学艺术美的诉求与守望。他评论卞之琳的诗:“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感,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他坦言自己写作的原因:“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地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烧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的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堕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独立,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沈从文在人文主义的旗帜下,承续着五四时代“美”与“爱”之文学理想,在“美”与“爱”之中观察体验着生命的意义,书写着社会与人生。在《美与爱》一文中,他又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然而人是能够重新创造‘神’的,且能用这个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现象的扩大,给新的生命一种刺激启迪的。”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沈从文推崇蔡元培所倡导的“美育代宗教”,很重视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强调由“立人”出发,通过神圣之“美”和世间至“爱”的诗意观照,培塑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与时代精神,最终实现民族国家的重造与发展。 沈从文曾经评论冯文炳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评论徐志摩所创作的《雪花的快乐》:“这里是作者为爱所煎熬,略返凝静,所作的低诉。柔软的调子中交织着热情,得到一种近于神奇的完美”。足见他的作家作品评论不同于倚重功利性的社会历史批评,更多地基于文学的纯美理想,是一次次的寻美之旅。一方面,沈从文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营造着爱与美的世界,与此同时,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又在梳理总结着现代文学史,思考探测着文坛状况,表达着对现代文学美学构建与可能设想。 当然,面对文坛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单一化倾向,沈从文力倡“作家问需要一种新运动”,积极祛除作品“差不多”现象之流弊;面对文学的商品化、政治化倾向,沈从文敏锐地探明了“社会固有了进步,文运实已堕落”(之症候所在:“堕落的原因,一为从民十五起始,文学运动势力由北向南,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结合为一,文学作品有了商品意义,成为商品之一种。从表面看,是大大发展,事实说来,它必然受损害。一为民十八以后,这个带商品性得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被在朝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了,它又与政治结合为一,从表面看,越有前途,事实说来,只会更糟”;同时提出了“文运的重建”,及时地进行纠偏,修复着文学生态。落实到问题具体方案的设计与施行上,沈从文萌生了“经典重造”之坚定信念:“经典的重造,不是不可能的。经典的重造,在体裁上更觉得用小说形式为便利。这种新经典的产生,还待多数从各方面来努力。这努力的起始,是有识者将写作的专利,从少数‘职业作家’独占情形下解放,另外从一个更宽广的社会中去发现作家,鼓励作家,培养作家”;而且,“新经典的原则,当从一个崭新观点去建设这个国家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尤其是属于做人的无形观念重要。勇敢与健康,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为追求理想,牺牲心的激发……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用‘意志’代替‘命运’,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是一切新经典的根本”。重造经典,沈从文立于全人类、全民族的高度,由审美构想到审美救赎,以爱与美之崇高艺术理想与人生观照,超越功利,超越时空,使得有限的生命实现了无限的自由发展。 三、结语 文学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一次次探险,是对人的有限性的一次次扬弃与超越,是对无限与永恒的理想性世界的追求。文学,人类生存的美丽神话,在审美观照中,人必然会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于混沌中求真,于灵魂中求善,于自由中求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逐渐走向着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他以自己的人性乌托邦重新修复着人文精神生态。从“经典重造”到“民族国家重造”,沈从文以对美的诉求与守望实践着自己的文学批评理想,思考着文学创作,探索着文学的未来走向,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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