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奖的评选要跟上媒介融合的形势

  新闻奖的评选要跟上媒介融合的形势

   陈力丹

   由于被邀请参加2015年第27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的颁奖大会,于是想到谈谈我国新闻评奖的历史与改进的意见。

   一、我国新闻评奖的开端:“全国好新闻”评选

   我国全国性新闻评奖开始于1980年,那时的评奖是“民间”性质的,由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编辑部和北京新闻学会(后来改名首都新闻学会)发起“全国好新闻”的评奖活动(1984年起改由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主办),全国参评新闻作品632篇。这年8月,评出1979年的好新闻31篇,其中一等奖6篇,二等奖25篇。那时全国没几家新闻刊物,公开的、内部的,几乎都刊载了6篇一等奖好新闻,6篇加起来不到2500字。这几篇新闻写得颇为朴实,最长的作品《农民都夸三巾全会政策好》751字,记叙对越反击战新闻人物的作品《“活着的黄继光”杨朝芬》388字,民生新闻《北京酱油为啥脱销》375字。31篇好新闻的合集,加上对等的评议文章,小32开仅60页。第一批好新闻影响至今,现在我国新闻写作教学的案例库里,它们仍是经典。以后每年的好新闻评奖,参评数量增多,体裁分类也多样化了,评出的作品数量也有所增加,例如提交1981年好新闻评选的作品增加到1105篇(幅),评出1980年的好新闻121篇;1987年评出的1986年好新闻为231篇(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78级第一屑研究生参与了1980、1981年好新闻的初评丁作。

   我感觉80年代全国好新闻评选值得发扬光大的传统有两点:第一,民主评选,没有地区和媒体“级别”的配额。例如1987年的好新闻评奖决定评特等奖,方法是从初评的62件一等奖中提出18件候选,投票过半数的4件参加正式评选,再以过三分之二票为标准,最终评出特等奖,结果有一件落选。获得特等奖的作品分别来自四川电视台、河北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第二,评奖没有任何功利目的。1980年第一次好新闻评奖宣布的评奖目的是:“推动新闻改革,多写新闻,写短新闻,写好新闻,更好地为四化服务?”①1986年中国新闻学会作者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会会长胡绩伟就评好新闻的目的专门讲了一段话:“我们评选好新闻的目的,要‘评出水平,评出方向’。……大家共同研究,来提高我们对好新闻作品的鉴别和评判能力,以明确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促进今后产生更高水平的好作品。”②显然,这里没有参评好新闻以获得其他方面好处的考虑,不论是媒体还是作者个人,当时就是为了共同切磋,有一些榜样可以学习,提升业务水平而已。评选中也对个别参评作品的部分不真实公开提出批评,被批评方诚恳接受批评。

   1989年“全国好新闻”评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停办,但已经报送的部分优秀新闻作品,至今仍是新闻写作教学中的经典案例。1990年,全国记协组织评“现场短新闻”,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到会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应当注意,不能由于强调新闻T-作的党性,而影响了新闻宣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新闻宣传要使人感到亲切,轻松,喜闻乐见。”他强调“新闻宣传首先要真,第二要新,同时要活,要短”。③该奖评了3年,后并入1991年开始的由全国记协主办的“中国新闻奖”至今。

   二、用传统标准评价第27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特等奖和一等奖

   参加颁奖大会自然要多说过年话,所以我用传统标准写了一段评价,没有说假话,而是实在地感到,现在经济新闻的写作文笔确实提高很多,美文化的煽情句子和句式的运用,可以用“炉火纯青”来描述。以下便是全文:

   第27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评出特等奖和一等奖新闻作品共24项。用传统新闻业务标准和文字写作的标准衡量,总体水平颇高,作者们显然训练有素。我用这样几句话做了正面概括:选题大多高屋建瓴,体现大局意识;切入角度顺势而为,贴近实际;及时、准确且深度阐释了党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写作气势宏大,落脚点实在。

   例如2014年8月4日以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的3篇“新常态,平常心”的系列报道,首次对习近平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进行阐发,与同年11月9日习近平在APEC峰会上关于新常态的特征和机遇的论证,多处表述几乎完全一致,这表明记者和编辑对于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的把握颇为精到,表现出对经济问题认识的深度以及娴熟的写作技巧。这令我回想起1988年荣获全国好新闻特等奖的作品《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作者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那篇文章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新闻经典之作。在又一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仍然需要这样有气魄、有眼光的指导性报道。“新常态,平常心”系列报道的作者为70、80后,但编辑是50后的皮树义,他与当年荣获特等奖的作者们都是我的研究生同学,原来的传统得到光大,令我很高兴。

   2014年内《经济》杂志推出的7篇“钱去哪儿了”系列报道,回答了人们心头埋藏了多年而得不到回答的涉及重大民生的疑问:3万亿的养老金结余、7644亿的医保结余、2000亿失业保险金、数百亿的雾霾治理经费、201亿超生罚款、每年60亿的交通罚款,以及北京602亿的垃圾治理经费怎样使用的?同类的还有《中国财经报》的《三问“毒土地”的治理》、《中国消费报》关于餐饮业霸王条款的专题报道、《经济参考报》关于猪价波动超200%的分析性报道。这些选题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很接地气,督促财政、行政、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了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责,符合习近平提出的“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要求。

   这批优秀新闻作品展现了我国经济、金融、经济管理、经济生活等不同领域值得关注的重大事项,注重正面传播效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中华工商时报》的系列报道“透视今日温州”,老话题做出了新内容;《北京商报》“寻路京津冀”的系列报道,全面展现了京畿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令人向往的宏伟蓝图;《中国信息报》追踪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经济述评《加大投资稳增长,好钢用在刀刃上》;《中国信息报》的报道《不唯GDP以什么论英雄?》提出“立”的新思路;《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房地产商心里酸溜溜》,从一个细微的角度切入,揭示了新常态下房地产业遭受的挑战,巧妙地传递了积极的信息;《中国企业报》关于快递员生活的通讯《那一天,总理来到我身边》,借用政治家的名人效应真切地反映了普通人的经济生活。

   这批优秀新闻作品体现了习近平提出的四项要求“思想政治素质、大局意识、判断能力、业务水平”,引领着我国经济新闻的正确方向。

   三、新媒体环境要求改进新闻奖评选

   然而,现在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了,用那时的衡量标准看,这批特等奖和一等奖的经济新闻有思想,有文彩;而用新媒体时代的标准看,这批新闻作品的选题,似乎多数是给领导人看的,为了得到他们的肯定;或精英们认为应该这样引导老百姓看问题和想问题,至于老百姓看不看、是否按照预定的思路去想问题,却不大考虑。现在市场经济带来了的生活快节奏,社交媒体的普及带来的信息碎片化,这样“高大上”的作品有多少人在看,是需要研究的。再好的东西若阅读的人很少,其引导意义也就谈不上了。下面是我用传统标准评价后附带的几句“但词”,当时不宜展开,只是客气地点到问题:

   若说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想讲2点:

   第一,缺乏体现媒体融合的经济新闻作品。现在是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时代,人们很少有时间阅读长篇新闻,更不要说追踪阅读系列新闻。这次特等奖和一等奖的新闻写作质量上乘,但最长的8万多字,时间延续最长的从1月到12月。我们需要调查一下究竟有多少人全文看过、有多少人从年初跟踪到岁末。最短的一等奖是《中华工商时报》1625字的评论《管住地方政府那双闲不住的手》,写得很好,但在报纸评论中也是比较长的。

   第二,缺乏从老百姓生活的角度解读硬经济新闻的作品。自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经济新闻成为仅次于时政要闻的第二大新闻板块。我们习惯于站在宏观高度解读经济新闻,并获得了足够的经验。现在需要改进报道,让那些枯燥的数据、看不懂的商业竞争的专业术语,变成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们缺少这方面的典型好新闻,所以建议读一读英国《太阳报》的经济版。这家在国内图书馆找不到的英语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虽然社会新闻部分格调低下,但它能够把各种硬经济新闻写成老百姓爱看的生活新闻,值得我们借鉴它的切入视角和写作技巧。例如该报2015年7月16日经济版的一条新闻标题:④

   当通胀跌至0%我们就是一磅现金(We´ requids in as inflation drops t0 0%)

   这也意味着借贷的成本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It also means that the cost of borrowing canstay lower for longer)

   该报2f)1 5年7月22日经济版的一条新闻标题:⑤

   利率上升“比预计来得快”( Rate rise‘soonerthan expected’)

   那么这对您意味着什么?( So what does itmean for you?)

   如果具体分析,关于第一点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

   特等奖均为系列报道,四个获奖作品共18万字,都是篇幅巨大的。最短的是“新常态,平常心”的系列报道,3篇1万多字,最长的“寻路京津冀”大小26篇共8万字。“透视今日温州”系列报道5篇约3万字;“钱去哪儿了”系列报道7篇约6万字。以“寻路京津冀”的内容为例,我通过电视新闻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相当清晰地获得了关于这个话题的主要信息:两纵两横+一个大环线,串联京津与冀的11个大城市。现在的环境,提倡用简洁的文字和画面来报道复杂的事情,详尽的材料仍然是需要的,但那是关心此事的小众,面对大众的大众媒体首先要服务大众,可以同时在新兴媒体上提供进一步的详尽信息,以服务于这些小众。

   一等奖的两篇消息,字数均为近2000字,相当于四分之一的报纸版面;一等奖的11篇通讯总字数4.3万,平均每篇3900字,相当于大半版的报纸版面;一等奖专题新闻3篇总2.3万字,平均每篇7000多字,相当于整版报道;一等评论3篇,平均每篇近2000字,在报纸评论中都不是短的。中国新闻奖特别奖和一等奖的获奖作品,字数总体上要比这次的经济新闻奖少,但在目前新媒体的阅读环境下,依然显得太长。1990-1992年全国评现场短新闻的好传统几乎被遗忘了。

   这种对长、厚稿件的看重,其实来自印刷媒体时代的印记。马克思曾描述过产生这一心理的原因:“大部头著作,甚至不用你去阅读,光是它们那惊人的外观就像哥特式建筑一样,足以打动你们的心弦,使你们惊异不置。这些天生的庞然大物以物质的形式对精神产生作用。精神感觉到巨大物体的重压,这种压力感就是敬畏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这是小孩子的思维特征,因为“空间,这是第一个以自己的量使小孩敬畏的东西。空间是小孩在世界上体验到的第一种量”。他指出:“不是你们占有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占有了你们。你们成了书籍的附属品”。⑥

   我们进入了融媒时代,习近平要求运用“互联网思维”来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这也应体现在新闻奖评选的指导思想里。着重奖励什么,其实就是在无形中引领新闻传播界的发展方向。从这次经济新闻评奖类别划分看,仍然是印刷媒体的新闻体裁;中国新闻奖的奖项类别划分巾,已有了网络评论、网络专题和专访,但仍然在传统媒体的思维内,因为这里的“网络”仅是原来传统媒体的延伸,处于wehl.0阶段,而现在互联网已发展到web2.0的成熟阶段,并正在向web3.0迈进,至少目前流行的社交媒体的新闻类型应列入评奖范围。但真要这样做,原来的推荐系统无法适应这种要求,因为完全处于传统媒体的体系内。

   关于第二点,这是我国经济新闻的弊病之一,我在本刊2014年12期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围绕群众利益阐释经济一金融新闻》,认为我国大众化报纸经济一金融版过于“专业化”,没有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角度向他们解释各种经济一金融硬新闻。这次评选的经济新闻特等奖和一等奖,没有一篇经济新闻来自大众化报纸的经济一金融版,除了一篇评论来自《中国青年报》外,其他均来自专业经济类报纸。我国经济一金融行业的专门人才是有限的,即使是专业经济类媒体,其实面向的也应尽可能是社会的一般读者。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经济一金融类的专业媒体,其硬新闻也要尽可能从与老百姓关联的角度进行报道。而我们的经济一金融新闻从业者,现在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工作传统,所以我不得不从外面推介一些经验。这里列举的《太阳报》的两条经济新闻是从最近该报经济版随机抽出的,我们来看看人家的写作思路:

   英国的通胀跌至0%,这是一条硬经济新闻,《太阳报》的主标题用了一句俚语“quids”,一下就拉近了该新闻与普通人的心理距离。文章中一段的第一句话直译“这也意味着借贷的成本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因为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没理由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直接触及到该新闻与老百姓的关系,用中国话表达就是:这意味着存款利率将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样的报道,其实就是在提醒公众:请你们根据这种经济形势决定自己如何处理放在银行里的钱。

   一周后,《太阳报》再报《利率上升“比预计来得快”》,因为“英格兰银行现在面临提高利率的巨大压力”,根据经济学专家们的分析而给出现在的大标题。下面一个小标题是:“那么这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其下的3条建议特别实在,直译有些别扭,这里用中国话表达:第一,想贷款买房的不要犹豫,赶紧贷;第二,想廉价度假的快点出门,别磨蹭;第三,想把毕生积蓄以固定利率存银行的人请三思而行。

   这样的经济报道思路才是为人民服务。但这样思路的经济新闻在中国不好找,因为我们习惯于宏大经济叙事,习惯于解释大好经济形势,习惯于使用经济专家的专业词句告知经济事实。例如2015年7月17日央视新闻联播的一段报道:记者采访国家统计局长王保安,主题是“中国经济回升势头明显,稳中向好态势将持续”。这位局长讲了10个主要指标,其中7个回升加速,2个降幅收窄,1个持续下行。但该报道只详尽说明了前7个指标,那1个“持续下行”一句带过。“经济回升势头明显”应该讲一讲,可以鼓舞士气,但“持续下行”的指标更要报道,人们本能地警惕可能的威胁。前者的意义是锦上添花,后者意义是雪中送炭。然而该新闻连“持续下行”的指标是什么都没提及。

   我估计大城市大众化报纸和地方经济类报纸上,会有一些从群众利益角度报道的比较好的经济新闻,可能由于评奖的指导思想里不大强调凸显群众利益,也不大重视新闻写作的规范要求,影响到当事媒体的送选视角,这次一等奖中有三篇来自省级经济类报纸,作品质量不错,但视角均为地方政绩,其中一篇还是“日前”和“据了解”的不规范模式。

   四、参评作品的送选渠道应多样化

   新闻奖的送选渠道是一个关键环节。这次经济新闻的评奖没有集中在全国性经济一金融类媒体,有省级经济类媒体,是比较好的;但可能忘了大城市大众化报纸的经济专版,这是我国很大的一块经济一金融新闻报道领域,因为一等奖里完全没有它们的身影。

   中国新闻奖的奖源,主要来自各地记协以及各专业记协推荐,而它们的推荐方式是下发通知,提出数额和种类。根据我国的新闻传播业体系,评选数额和种类首先落到各地、各领域的媒介集团那里,由它们再分配。于是,发生我多次遇到的问题,即媒介集团的主要媒体(母报、母台)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参加过多次全国科技新闻奖的评选和上报中国新闻奖候选的会议,送到会上参评的作品中平庸的不少,但评委们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矬子里拔将军。问题就发生在送选环节。例如,分配给某省1篇科技新闻的评奖名额,本来应在全省范围内推荐,并且重点应是专门报道科技的媒体或频道,但送来的科技新闻通常是省委机关报的一篇写得很一般的科技新闻,而我知道该省的科技报办得很好,不少新闻可以参评,但这个名额无法落到那里,因为省记协的负责人通常就是省报业集团和其母报(该省机关报)的负责人,评奖机会自然留给了母报,下面的子报对参评中国新闻奖想都不敢想。

   如果实行多种送选方式,除了原有的地方记协和专业记协推荐外,允许媒体和个人自报,其他媒体、个人甚至社会各阶层也可以推荐,那么很多优秀的新闻作品,包括各种社交自媒体上的新闻作品都有了参评的机会,评选会公正些一可能在具体操作上会增加较多的事务,但只要发动群众,是有可能做到的。例如动员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现在全国有近千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点)的师生参与初评,第一轮下来就能淘汰掉大部分。这对于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与科研,也有促进作用。

   五、评奖的利益诱惑问题

   还有一个明显的与评新闻奖相关的问题:利益的诱惑。上世纪80年代“大家共同研究,提高我们对好新闻作品的鉴别和评判能力,明确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促进今后产生更高水平的好作品”这样提升业务水平的评奖目的是真实的,因为那时除了精神上的鼓励外,并没有与媒体获利、个人晋升职称或官位挂钩。现在不同了,评上新闻奖的媒体或个人可以获得何种较为巨大的好处,写进了各种内部文件或规章里,因而获奖与各家媒体或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于是拉关系、拉票的现象不断,腐败开始蔓延。2007年中国新闻奖公示期间被揭露的中央电视台原电视新闻片一等奖《揭秘传销》因使用假照片、《扬州晚报》原版面三等奖因送评的是假版面而被撤销奖项。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是比较极端的表现;更多的是为追求评奖而采用的看不见的软性手段。

   对此我说不出应对措施,因为各领域同类的情形太多了。例如发表学术论文,目的就是交流学术;申请研究基金,本来是为科研争取好一些的工作条件。然而现在,评奖、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申请到某行政级别的研究基金,甚至在什么学会、协会担任领导职务,都成为晋升的必要条件。既然如此,所有想晋升的人不管自己是否有能力,都得千方百计地追求评奖、核心期刊发文、拿到课题和争抢职位,这时的评奖、发文、申请课题、担任领导职务等等,就变味了。除非内部规章把评奖、核心期刊发文、拿到科研基金和担任什么“长”的晋升标准取消。环境不改变,要求参评人或申请人抱着纯粹提升业务的目的,怎么可能呢?前面我谈到80年代评好新闻的纯粹性,其实那时的评职称也很单纯,只看代表作的学术水平,对发表或H{版的载体没有“级别”要求;那时担任学会、协会的领导没有什么好处,就是辛辛苦苦做召集人,为大家服务。回顾这些只是想说明,这样的情形是有过的,可能的。若环境不改变,评上奖就可以得到巨大好处,腐败不可避免。(《太阳报》材料搜集和翻译:熊壮、王越)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参考文献

   [1]好新闻[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1.

   [2]胡绩伟经济改革需要新闻改革//好新闻[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6:1.

   [3]李瑞环在“现场短新闻”颁奖会上的讲话[J]中国记者,1990(7)

   [4]http://www.thesu n.co.uk/sol/homepage/news/money/6544269/UK-quids-in -as-inflation-drops-to-0.html

   [5]http://www.thesun.co.uk/sol/homepage/n ews/money/6556087/Bank-of- England- under-pressure-to -raise-rates.html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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