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文心雕龙》的思想之本的论文

  《周易》:《文心雕龙》的思想之本的论文

摘要:不仅《周易》的形式架构和思维模式深刻地影响到《文心雕龙》,而且《易传》的一系列范畴和命题,诸如“道”和“器”,“文”和“章”,“象”、“辞”和“意”等,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因此,《易传》哲学乃是《文心雕龙》的思想之魂。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周易》,就没有《文心雕龙》。

  

关键词: 周易;文心雕龙;道器;文章;象辞意

  

中图分类号:i206.09;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4)04-0025-06

  



  

zhouyi: the root of the thought in wen xin diao long

  

qi liangd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not only did the formal structure and thinking mode of zhouyi exert deep influences on wen xin diao long,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the dragon (a classic work of literary criticism by liu xie of the liang dynasty), but also a series of categories and propositions, such as dao (way) and qi (vessels), ornaments, images, speech, and idea, and so on in yi zhuan had also exerted allsided influences on it. therefore, the philosophy conceived in yi zhuan became the soul of the theories in wen xin diao long. to some extent, we may say that, without zhouyi, there would not be the existence of wen xin diao long.

  

key words: zhouyi; wen xin diao long; dao & qi; ornaments; image & speech & idea

  

 

  

《文心雕龙》之成为中国古代无与伦比的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对哲学思想的借鉴和吸收。wWw.11665.cOM刘勰生当儒、道、玄、佛大融汇的南北朝时代,既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复以道家思想为重要的参照,同时又充分运用玄学、佛学的思想成果,从而为“论文”找到了一种全面、合理的思想支点①。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他对《周易》一书的融会贯通。笔者以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不是枝节性的,而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易传》哲学,乃是《文心雕龙》的思想之魂。可以说,离开《周易》,我们是很难准确认识和把握《文心雕龙》的。

  

一

  

对《文心雕龙》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易传》;但《易传》既为《易经》之注,则《易经》对《文心雕龙》必然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任继愈等先生指出,由于《易经》本身“体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变化规律,形式上严整而有秩序,对思维材料还是起了一定的组织作用”,它“蕴含着一种形式上的条理性”(第586,587页)[1]。应该说,这种“形式上的条理性”对《文心雕龙》所谓“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序志》)的严整的组织结构也是有影响的。当然,对《文心雕龙》产生全方位影响的还是《易传》哲学。

  

《易传》利用《易经》的形式框架,建构起一个天、地、人相统一的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系辞上》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所谓“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所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等等,都在说明其着眼世界万物而欲建立一个庞大的思想系统。任继愈等先生曾指出:“中国《易传》哲学并不着重讨论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而一直是把世界如何生成的问题作为思考的中心。……世界构成的问题着重讨论的是实体问题,而世界生成的问题着重讨论的是规律问题。”(第618页)[1]也就是说,《易传》作者更感兴趣的不是世界的本体是什么,而是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本身,其欲探寻的正是人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之运动变化的规律。其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序卦》)又说:“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这种充满感情的对天地万物之生生不已的现象描述,实际上早已承认了其自然而必然,确乎把世界的构成问题抛在了一边。

  

当然,对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易传》有着详尽的叙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彖》)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彖》)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泰·彖》)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否·彖》)

  

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离·彖》)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彖》)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彖》)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彖》)

  

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下》)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

  

这些叙述已经蕴含着对天地万物之运行规律的探索和概括,但看上去颇有些漫不经心,以至于人们感受最为突出的还是现象描述的本身。毋宁说,它们都不过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注脚。但不应忽视的是,这种对现象世界的充分而又满含深情的描述,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我以为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点。古希腊哲学把生动活泼的自然世界归结为一种单纯普遍的本质(或水、或火、或原子),固然有其值得重视之处,但中国古代哲学中这种贴近自然和人生的思维却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产生激动人心的力量。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既是《易传》哲学的必然结论,更是一幅现实世界人生的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更重要的是,这种详尽的现象描绘实际上为规律的总结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从而使得那些看上去极为简略、甚至颇不引人注意的几点规律的概括,成为千古不易的法则而具有永恒的魅力,这就是中国哲学。

  

正是《易传》的这一思维特点,给了刘勰“论文”以重要的启发。《文心雕龙》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矣!”正是对生动文学现象的一种现实描摹和肯定,而所谓“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并非对“文”之起源的追问,而是对文章规律的探寻。在刘勰的观念中,“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原道》),其与天地一同产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无意于探究;而人类何以会有丰富多彩的“文”,其意义是什么,其运行发展的规律又是什么,这才是他感兴趣的问题。实际上,“文”何以与天地一同产生,这个问题本身并非不可以导向“文”之起源的研究,然而,刘勰的回答是:天有天之“文”,地有地之“文”,人自然也有人之“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这是自然而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文是什么”不再成为问题,“文应当如何”才是中心所在。刘勰对“文”的思考起点很高,具有哲学家的气度和胸襟;而这种哲学乃是中国哲学,刘勰的思维模式,与《易传》可谓如出一辙。也正因如此,《易传》的一系列范畴和命题,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

  

首先是“道”和“神”等一系列范畴。《易传》当然不会满足于上述现象的描述,而是要探寻其中的规律。也就是说,天地万物是如何产生的呢?《易传》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阴”、“阳”二气,天地万物的产生就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阴阳相薄”(《说卦》);而阳性事物的特点在于刚健,阴性事物的特点在于柔顺,所以阴阳的对立也就具体化为“柔”、“刚”的对立,所谓“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咸·彖》)。类似的说法在《易传》中随处可见: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文言》)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坤·文言》)

  

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系辞上》)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同上)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下》)

  

刚柔者,立本者也。(同上)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同上)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说卦》)

  

乾,健也;坤,顺也。(同上)

  

乾刚坤柔。(《杂卦》)

  

从而,阴阳刚柔的对立、转化和统一也就成为大千世界的规律,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说卦》),最终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的总的原则和规律。那么,阴阳之“相摩”、“相荡”、“相推”的具体变化特点又是怎样的呢?《易传》用一个“神”字来概括,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说卦》)。这里的“神”并无神秘的色彩,不过是对万事万物之变化特点的一种概括和描述。这种描述首先承认了事物变化之“不测”的特点,其实也就是其颇难认识之处,这自然是与科学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相联系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描述并没有推向有神论或不可知论,而是认定事物之阴阳的转化乃是复杂而多变的,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这种认识水平未必非常之高,却既是实事求是的,更是抓住了事物发展和变化的某种要害之处。所以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更多地是一种自信,认为用“神”字来概括阴阳刚柔之“相摩相荡”的特点乃是非常合适的。这种自信,还不仅在于“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概括本身,而且更在于进一步地要求人们主动适应事物的多变,所谓“变通者,趋时者也”,所谓“唯变所适”(《系辞下》)。也就是说,尽管“阴阳不测”,尽管“无方”、“无体”,人却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仍然可以适应其变,仍然可以“自强不息”。所以,“阴阳不测之谓神”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系辞下》),通其“变”也就知其“神”,而致于“用”才是最终的目的。

  

可以说,刘勰正是通其“变”且致于“用”之人。《夸饰》有云:“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这里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乃是《周易·系辞下》之语,这说明刘勰的所谓“道”,与《周易》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这种关系的最明显之处,是刘勰经常用“神”的概念来说明“道”的特点。这里所谓“神道难摹”,正是用“神”来表现“道”的“阴阳不测”的特点。《原道》篇既用“自然之道”来说明“文”之自然而必然,又数次用“神理”一词说明“道”的特点,认为“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其与《周易》的思想是极为一致的。《征圣》篇说:“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此类与《周易》相通的论述,在《文心雕龙》中随处可见。《宗经》篇说:“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可见刘勰确乎是深通《周易》言“道”、“神”之三昧的。至于上述刚柔、通变等思想,更为刘勰借以“论文”,而成为《文心雕龙》之重要的文学观念。《风骨》篇所谓“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文明以健”等等,其与《周易》的联系是显然可见的。《通变》一篇则从篇名至内容,无不渗透着《周易》所谓“通其变”(《系辞上》)的思想。

  

三

  

其次是“文”和“章”等一系列范畴。在《周易》的思想体系中,“文”乃是天地万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姤·彖》说:“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天地相合而万物产生,所谓“品物咸章”,“章”即是明,也就是《周易》所谓“文”。《贲·彖》有云:

  

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序卦》说:“贲者,饰也。”“贲”卦是讲文饰的,所以就和“文”有着密切的关系。除去其中对卦象的一些牵强附会的解释,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对“文”本身的观点。“刚柔交错”形成天之“文”,也就意味着所谓“天文”,乃是自然之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文明以止”而形成人之“文”,则是说“人文”的特点在于使人有所节制,也就是能够遵守礼仪(这里便孕育着后世所谓“文明”一词的含义)。所以,上观“天文”可以察知自然时节之变化,下观“人文”则可以教化天下百姓。

  

从而,《周易》所谓“文”,也就蕴含着五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文”乃是“美”,所谓“饰”,所谓“章”,都含有“美”的意思《革·象》说:“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又说:“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这里的“文”乃是虎豹皮毛之美丽,就是“美”的同义语。二是“文”乃自然之美,天有天之文,地有地之文,人有人之文,动植万物亦无不有其文,这是自然而必然的。《系辞上》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辞下》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等等,正说明了天地万物无不各有其“文”,也就是各有其美。三是“文”有其“度”,所谓“柔来而文刚”、“刚上而文柔”等等,除去其中神秘的占卜说明,就“文”而言,其实乃是一个或柔或刚的“度”的问题。《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文”固然是“美”,固然是修饰,但却有“当”与“不当”之别,也就是修饰要恰当,这也就是柔刚有度的意思。四是“文”与“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文”乃是“变”的结果。所谓刚柔之“度”的问题,正体现在变化的过程中,这也就是“观乎天文”而可“以察时变”的道理。《系辞下》有云: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所以,“变”是绝对的,“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系辞上》),没有“变”也就没有“文”,不懂得“变”也就不懂得“文”了。同时,“变”又是有原则的,所谓“出入以度”,“度”的掌握也就成了“变”的关键。五是作为人类之“文”,有着重要的教化作用,所谓“文明以止”,所谓“化成天下”,都是这个意思。任继愈等先生曾指出:“《易传》站在儒家的立场,强调教化的作用。”(第662页)[1]“文”就是实现这一教化作用的重要手段之一。

  

可以说,关于“文”的这五个方面的含义,都被纳入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之中。“文心雕龙”之“文”,在很多地方就是“美”的同义语;《原道》所谓“道之文”,所谓“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所谓“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岂无文欤”,等等,其所谓“文”就是“美”之意。这个“文”和“美”的自然而必然,则是《原道》以至《文心雕龙》一以贯之的观点,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至于文之“度”的问题,乃是刘勰之欲“论文”的直接原因。《文心雕龙》之作,乃因文章“去圣久远,文体解散”,也就是所谓“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实际上也就是要解决文之“度”的问题。与“度”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变”的问题,当然也是《文心雕龙》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通变》),刘勰既要求把握文章之“度”,同时又极力倡导文章之发展和变化,其理论之源正来自《周易》。最后,所谓文之“化成天下”的作用,也是刘勰所一再强调的。《原道》所谓“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直接化用了《周易》的文句自不必说;刘勰对文章“晓生民之耳目”作用的重视,乃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

  

四

  

第三是“象”、“辞”和“意”等一系列范畴。《周易》之“象”指的是卦象,而这种卦象乃是对天地自然的模仿。《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赜”乃“杂乱”之意,“象”就是对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之模拟。《系辞下》说得更为明确:“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不仅八卦乃是对天地万物的模仿,而且爻辞也不例外,所谓“效”也正是模仿之意;只不过八卦本身就是一种形象,所以称为“象”,而爻辞则是用文辞的形式来模仿大千世界的。正因如此,所以《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整个《周易》都是对世界自然的模仿。其具体的情形则是: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

  

“八卦”之作,乃是对天地自然万物进行模仿的产物,而其所模仿者,乃是天之“象”、地之“形”,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系辞上》),这正是《周易》所谓天地万物之“文”,也就是天地万物之“美”。

  

《周易》之“辞”,主要是指卦爻辞,所以其与“象”便密不可分,所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上》),“辞”乃是对卦象的进一步说明。其云: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系辞上》)

  

既要“观其象”,又要“玩其辞”,“象”和“辞”确是相依相伴的。这种相依相伴的关系,在《周易》而言,当然是指占卜,是卦象和卦爻辞的统一,但这个“象”和“辞”却是通向语言文学的。就“象”而言,如上所说,其所模仿的对象乃是天地万物之“文”,而其对现实的模仿则创为八卦,乃是为了“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这种模仿就必然具有感性而具体的形象特征。就“辞”而言,其本身即为言辞的一种自不必说,而且它必须尽可能地对“象”予以说明或阐发。在很大程度上,“象”之目的和意义都要靠辞来发挥,所谓“辩吉凶者存乎辞”,所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所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系辞上》),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系辞下》)等等,这个“辞”之通向、同于文章之“辞”乃是显然可见的。

  

当然,无论“象”还是“辞”,它们都是用以表达某种思想感情即“意”的,所以“象”、“辞”、“意”三者乃是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系辞上》有云: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象”、“意”、“辞”三个概念,这里还有“言”的概念。这段话以为,语言是不能完全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亦即“意”的,但人的“意”又并非“不可见”,这就要借助语言以外的手段了,那就是“象”和“辞”。也就是说,卦象是可以“尽意”的,是可以表现出事物的虚虚实实(情伪)的;但这种以形象而表现的虚实之情又毕竟是不确定的,所以仍然要用“辞”来说明,以充分表达所要表现的内容。因此,在卦象之下系之以“辞”乃是一种变通的做法,是为了“尽利”,也就是把卦象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从而能够使人受到鼓舞而充分把握“道”的特点和规律,也就是所谓“以尽神”。这就意味着,“象”是第一位的,是最能“尽意”的,而“辞”只是一种补充手段,至于“言”则是不能“尽意”的。但在现实中,“言”乃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普遍形式,要使一般人体会并把握“道”的特点(“尽神”),往往首先通过语言,而不是直接诉诸“象”,所以要在卦象之下“系辞”,所谓“以言者尚其辞”(《系辞上》),所谓“系辞焉以尽其言”,把语言中不能表现的东西表达出来,最终充分体会“象”所蕴含的丰富的“意”。所以,这是一个从“言”到“辞”再到“象”,最后到“意”并“尽神”的过程;无论“言”、“辞”还是“象”,都是“尽意”并“尽神”的手段。

  

显然,所有这些都并非讲文章写作,却又和文章息息相通。如果把人们口头说的称之为“言”,则形诸文章的就是“辞”;人们不仅正是以文章来“尽其言”的,而且更是在文章中以形象来表情达意的,正所谓“立象以尽意”了。实际上,《周易》关于“象”、“辞”和“意”的思想,可以说给了刘勰以无尽的思想资源。《神思》所谓“窥意象而运斤”,所谓“神用象通”,乃是关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文心雕龙》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意象”一词的创造,不能不说是受到《周易》之重要启发的。至于“辞”,刘勰更有不少说法直接来自《周易》。如《原道》说:“《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直接化用了《系辞上》的论述。又如《征圣》有这样一段:

  

《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则无好异之尤,辨立则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为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不仅化用了《系辞下》所谓“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的论断,而且据以进行发挥,并结合《尚书》之论,提出了自己关于文章语言的重要观点。他认为,运用正确的语言是为了辨明事理,而突出中心才算用好了文辞;文辞运用得当,便无标新立异之嫌;事理阐释确切,则有文辞明快之功。他说,虽然有时文章义理精深而曲折,但不应妨碍语言之正确;文辞也可以委婉含蓄,却不应伤害要点之突出;突出主体应与委婉曲折相通,语言正确应与义理精深并用。显然,刘勰这种发挥,既以《周易》的论述作为基础,却又完全着眼文章语言运用的问题,而有了自己的创造。再如《系辞下》有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段话论述人的文辞与其内心思想感情的联系,认为不同的文辞反映着不同的内心状况,可谓非常准确。应该说,《文心雕龙》论述艺术风格而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很可能便有着《周易》这段话的启发。

  

五

  

可以看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却不是简单的、一般的引用,而是往往经过了刘勰重要的转化。这种转化,有的是直接把《周易》对天地自然之理的论述改造成“论文”之语,如《熔裁》篇开始所谓“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便直接化用了《系辞上》所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的语句;如《原道》篇赞颂孔子而谓“木铎起而千里应”,便化用了《系辞下》所谓“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的语句;再如《祝盟》篇所谓“修辞立诚”,便来自《乾·文言》“修辞立其诚”之句;又如《比兴》篇有“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之论,则来自《系辞下》所谓“夫《易》彰往而察来……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之句;等等。但更重要的则是整个思想的借用、转化或改造,情况是颇为复杂的。如《系辞上》有这样一段话: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名莫大乎日月……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这段话主要说明《周易》卦象以及卦爻辞之产生过程,主旨是相当明确的。但其中所表现出的思想,却被刘勰化用到了《文心雕龙》的许多地方,既不能说与《周易》的本意相去甚远,却又和卦象及卦爻辞没有多少关系。如《原道》所谓“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等等,都来源于《周易》的这段话,却又被融入了刘勰“论文”的思想体系之中。

  

综上所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周易》,便没有《文心雕龙》。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8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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